浅析龙门石窟的艺术价值
摘 要: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是北魏和唐代皇室经营的典范之作。
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和政治原因,简述了龙门石窟北魏和唐代两个时期不同的造像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从而表明了龙门石窟完美地展现了石雕这一在亚洲地区文化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古老艺术形式的魅力,具有极高的艺术和历史价值。
关键词:龙门石窟;石刻;艺术价值
作者简介:周斌(1981-),男,河南郾城人,河南省洛阳市龙门石窟管委会香山寺管理处副处长,文博助理,大学本科学历,研究方向:佛教石窟艺术。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4--01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五公里处的伊河两岸的崖壁上,这里香山和龙门山东西对峙,伊水历其间而北流,远望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故谓“伊阙”;隋时因其正对宫城之端门和郭城之定鼎门而始称“龙门”。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秀丽,汉魏时期即有“素石何磷磷,水禽何翩翩”的原生态美,有唐一代山水之胜更冠于洛都四郊。加之龙门石质天然精良,宜于精雕细刻,是石窟开凿的理想场所。
龙门石窟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际开凿以来,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诸朝,龙门石窟断断续续开凿达400余年,其中以公元五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最为兴盛,是中国早期后段和中期石窟艺术的典范。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品,石雕佛塔约80座。在当时皇室的直接推动下而开凿的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为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浓厚的国家宗教色彩,其所体现出的艺术水平也自然成为石刻艺术的典范。
龙门石窟北魏时期开凿的代表洞窟有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火烧洞、魏字洞、普泰洞和路洞等。石窟艺术自传入中国后,新疆等边远地区的早期石窟艺术,乃至云冈昙曜五窟都较多地保留了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因素。而龙门佛教艺术则是远承印度石窟艺术,近继大同云冈石窟风范,与魏晋洛阳和南朝先进而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相碰撞、相融合而开凿形成的。龙门佛教造像艺术一开始就呈现出“改梵为夏”的趋向,表现出对民族审美意识和形式规律的悟性与强烈追求,使石窟艺术出现了中国化、世俗化的趋势,造像的神态气质、衣着服饰、雕刻手法焕然一新。北魏宣武帝为其父孝文帝所开凿的宾阳中洞,三壁造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窟顶为莲花宝盖,外绕飞天伎乐;前壁两侧下部刻帝后礼佛图,雕刻精美绝伦,礼佛图上雕有维摩、文殊对坐和两幅本生故事图。宾阳中洞造像展现出的 “褒衣博带”、“秀骨清像”、表情温和、潇洒飘逸且富有生机、健康和力度的“中原风格”,展示了北魏王朝推行汉化改革、促进民族融合进程中朝气蓬勃、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堪称六世纪初中国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35年间,龙门佛教造像艺术进入第一个兴盛期展现了中原风格在龙门出现、成熟、鼎盛和发展的历史画卷。
李唐一代,虽以老子李耳后代自居,对于佛教却并不排斥。唐太宗即于贞观三年在洛阳立昭觉寺以为破王世充时阵亡将士祈冥福。隋唐东都洛阳的创建、高宗长期寓居洛阳和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建立大周,奠定了洛阳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的地位,拉开了龙门石窟第二次造像高峰的序幕。武则天大力支持佛教,利用佛教为其篡夺李氏政权制造神学预言,成为龙门石窟第二次造像高峰的重要动力。
龙门石窟唐代开凿的代表洞窟有潜溪寺、宾阳南洞、宾阳北洞、万佛洞、惠简洞、奉先寺、极南洞等。龙门唐代造像受雍容华贵、富丽健美时尚的影响,演变为体躯丰腴,面相圆润,隆胸细腰,典雅端丽的风格,并精雕细刻,毫无繁缛、臃肿之感,昭幽显微,达到了形似完美的高峰。龙门佛教艺术呈现出的盛唐气象、大唐风范,在唐王朝东都洛阳一经形成,便迅速风行全国,对敦煌莫高窟等地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远及域外,朝鲜、日本的石窟造型艺术也多受其影响。最能展示龙门石窟唐代造像艺术成就的非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莫属,大龛是唐朝皇室亲自经营的国家工程,完工于上元二年,咸享三年武则天为此捐出“脂粉钱两万贯”。大龛南北宽近40米,坐西朝东,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共九尊大像,主尊卢舍那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面容丰腴饱满,修眉若新月清秀,双眸似秋水澄澈,俯视人间,目光慈祥而睿智;嘴角上翘,微含笑意,是宗教理念与人间审美的完美结合。其两侧饱经沧桑的迦叶、温驯稚拙的阿难、雍容华贵的菩萨、英武威严的天王、瞪目怒吼的力士,无不个性鲜明,形神兼备,与主佛卢舍那一道构成了一座瑰丽的人物艺术画廊。奉先寺以卢舍那大佛为中心,通过其他雕像——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和地鬼的衬托,结构严谨,主次分明,根据其内在的特征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既遵循经典,又突破宗教仪轨的束缚,人神交融,美丑、善恶对比强烈,写实、夸张运用适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教化作用,是7世纪石窟造型艺术最完美的代表性作品,成为唐朝这一伟大时代的象征。
在北魏、唐代皇室贵族狂热奉佛高潮的影响下,当时社会各阶层也纷纷竭力造像,终于形成了因窟龛造像数量众多、规模宏大、雕刻精美、蕴涵丰厚而蜚声中外的龙门石窟。这些窟龛造像,内容涉及佛教信仰的华严宗、净土宗、法相宗、三阶教、密宗、禅宗等众多宗派,甚至包括道教的题材和景教的遗迹,为世界石窟中所罕见。其中记载开窟造像事迹的以碑刻题记,数量达2800多品,为世界石窟之最,而被誉为“古碑林”,是研究石窟寺兴衰、佛教、历史、地理、美术、医药等领域的珍贵资料;其所体现的书法艺术,也颇值得称道,择魏碑书法精者二十而名的“龙门二十品”既保留着汉隶的遗风,同时也孕育了唐楷的新体因素;宾阳中洞南侧的《伊阙佛龛之碑》由岑文本撰文、书法名家褚遂良书丹,是初唐时期楷书的代表作品;奉先寺《大卢舍那像龛记》则是盛唐时期楷体书法艺术的代表作品。
作为皇家石刻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完美地展现了石雕这一在亚洲地区文化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古老艺术形式的魅力,是人类艺术创造力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唐朝高度发达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形态的缩影。这一独特的文化瑰宝也因此而荣膺世界遗产之誉,其美轮美奂的石刻艺术品,凝聚了人们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千百年来,默默地涤荡着人们的心灵,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教化我们与人为善,共建和谐、美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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