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糕
1973年10月4日，星期四，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天津市河北区东四经路居安里9号。我12岁。
住大杂院有一个好处，就是热闹。我早晨出门上学，院子里已乱作一团，南屋张爷爷爬到屋顶不肯下来，说家出忤逆，他不活了。张奶奶则跳着脚骂去年新娶的小儿媳：“老话说‘新媳妇过门三年里，重阳节回娘家死婆婆’，你这是咒我呀！”儿媳理直气壮：“刚打来传呼电话，我得送我妈去医院，都什么年月了您还封建迷信，不怕开您的批斗会？”而张爷爷的长孙张丑儿则跟着上蹿下跳，不够他忙活的。
东屋曲艺团说评书的郑爷爷劝解张爷爷：“你这‘工头儿’是资本家的帮凶，就算是飞上天也变不成工人阶级，别闹了，下来过节吧！”张爷爷：“九九重阳，大凶之日，我这是登高避邪；丑儿他奶奶，下午我去厂里挨批斗促生产，晚上给我蒸重阳糕。”货车司机何大拿抱肩倚在大门边看热闹：“家里居然还有红糖蒸重阳糕，您老口福不浅哪！”
说到重阳糕，我赶紧跑到邻院金教授家，他们老两口恰巧走出门来。金教授穿一身蓝色劳动布工作服，两手乌黑，提着铝饭盒，他是下放到工厂烧锅炉的“右派”，平日里我跟他学绘画。金奶奶穿一身浅灰色毛料衣裤，皮鞋晶亮，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我对金奶奶道：“前几天您说的东西，今儿下午我也许能送来。”金奶奶点点头。金教授感叹：“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我笑道：“郑爷爷说茱萸浙江产的最好，天津没有新鲜的，过节要用得去中药房买。”
我又跑回自家院里，张爷爷一家还在吵个不停。我对何大拿道：“‘漆包线’今天晚上我给您送来？“何大拿年轻英俊，坏模坏样笑道：“你要的东西我那现成，随来随换。”这时郑爷爷看见院门外走过的金教授夫妇：“哟，贝子爷、福晋，您这是出门赏菊呀，有年似节，好兴致啊！”金教授：“昨晚来电报，我兄弟在“五七干校”殁了，太太去北站买火车票，我去上班，顺便请三天假。”郑爷爷满面歉然，抱拳拱手：“怪不得昨晚听见邮电局的摩托车来，给您道烦恼。”然后他拉了我一把，“稍待片刻，咱爷儿俩一道走。”
张爷爷家的戏没翻出新华样来，邻居们看着没趣便散了，只剩下张爷爷和儿媳一个房上一个房下僵在那里。郑爷爷提只马口铁水桶跟我一起往胡同外走，他衣袋里的晶体管小收音机正播放石仑的文章《论尊儒反法》，播音员的声音严厉得能杀人：“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我问郑爷爷：“您这是要去哪？”郑爷爷调整收音机改播“样板戏”：“这玩意儿比不了电匣子，费电池；我去胜坊镇赶趟集，重阳节登高赏菊饮酒吃河蟹，咱没有赏菊花的风雅，但白洋淀的河蟹不能错过。”我知道他是去那里给赶集的农民说相声挣钱，干这种违法的事，他已经被警察抓了好几回。我担心道：“郑奶奶知道您又去闯祸吗？”郑爷爷笑道：“她是山东人，把重阳节当财神爷的生日，正在家忙活烙焦饼哪，不明白天津卫老爷们儿的雄心壮志。”
我是天津卫的小老爷们儿，今天我也有雄心壮志。张丑儿在学校门口追上我：“那本书你弄来了吗？”我：“你那铁疙瘩估价了吗？”张丑儿：“昨儿我去废品收购站问价，人家说值两毛五。”我翻了他一眼：“你想瞎了心啦！”张丑儿：“所以才便宜给你嘛！”我点点头：“今天下午。”
学校上午四节课，前两节语文、数学。我悄声问同桌小夏：“星期天咱们公园大门口见？”小夏是被遗弃的资本家小老婆的女儿，靠寡母糊纸盒过日子，家里穷，但学习好。我是地主的孙子，出身差，学习不上心，但能打能闹心眼儿活。小夏手抚扎小辫的橡皮筋：“大门口怕遇见熟人。”我：“那就花展馆见。”上个月我父亲参加商业系统技术大练兵，比赛用纸绳捆扎四瓶白酒得了第二名，奖品是两张北宁公园国庆游园会的门票。我递给小夏一张游园票，她仔细折好放在铅笔盒里。
上午后两节课在操场开“忆苦思甜”大会，校长陪着一位老工人给学生讲旧社会的苦日子。老工人：“我年轻时给万恶的地主打短工，夏天收麦子，地主吝啬，全家一年四季吃窝头咸菜，我们干活的白面馒头摊鸡蛋管够。”这话引得全场大笑，校长连忙阻止老工人的口无遮拦，让他改说在天津铁工厂受资本家剥削的故事。
我抱膝坐在地上，两眼望天，盘算着今天要实施的复杂计划，没心思听老工人的回忆。此前五天，我一直在铁路北站的货场里侦察，昨天终于发现，工人们卸下了大批黄色麻袋，袋子上用红漆写着“古巴糖”三个字，最后用帆布盖住麻袋垛防雨。这种外国进口的玩意儿副食店卖过，又甜又苦，不好吃，但毕竟是红糖，送给金奶奶蒸重阳糕保证没问题。金奶奶原本是让我帮她向我父亲借两张购糖票，而我则是想找金奶奶要一本《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金教授当年参与了这套连环画的设计，总共六十多本，小人书铺里一分钱看一本，但不成套。我打的算盘是，如果我直接弄到红糖给金奶奶，家里的购糖票也就省下来，可以寄给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母亲。
中午我将书包交给张丑儿，拉上同学布哈林一起来到北站货场。布哈林是他的绰号，因为他又瘦又小，头发枯黄，两眼乱转，擅长摩仿电影中的列宁演讲，同学们便给他硬安上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那个坏人的名字，他倒是全不介怀。我：“你给我放哨，弄到糖分给你一把。”布哈林爬上高高的枕木垛，我：“看见有人来给个暗号。”布哈林：“什么暗号？”我：“‘样板戏’，就唱‘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选在中午的时间偷袭货场，是因为保管员都去吃午饭了，这是从有了铁路货场开始，几代孩子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我摸了摸裤袋里的铅笔刀，装古巴糖的麻袋里边还有一层塑料袋，用铅笔刀割开很容易。然而我错了，钻到帆布里边我才发现，成垛的古巴糖不见了，变成了胶合板的圆桶，两头各有一只黑漆铁箍，竖着码放。这下子完了，弄到红糖只是我整个计划的第一步，没有糖，再伟大的计划也得报废。
这时，外边传来布哈林唱戏的声音，最后的高腔声嘶力竭。我伏在地上扭头向外看，一位保管员骑着自行车慢慢过去，车把上挂着铝饭盒。布哈林不唱了，我回头一看，哈哈，木桶上清清楚楚印着黑字——野菊花蜂蜜。取蜂蜜我有经验，只是今天没带容器，怎么办？回家取容器肯定来不及。我从木桶上沿往下一掌的地方下手，用铅笔刀一点一点地在胶合板上刻出一个方孔。绝不能从木桶下沿挖洞，因为没被取走的蜂蜜会流出来浪费掉，这也是几代孩子的经验。我轻轻取下两寸见方的胶合板，装满蜂蜜的塑料袋一下子从洞中鼓了出来。我脱掉上身的黄绒衣，脱掉贴身的背心，再将黄绒衣穿上，然后将背心折叠，四角相系变成一只布袋。关键时刻到了，我再次伏下身向外张望，见布哈林将大拇指插在坎肩里，学着列宁的样子在枕木垛上踱步，不像有危险。
我小心翼翼地在塑料袋上竖着划了一道小口，蜂蜜立刻涌了出来，有股甜甜的药香，确是野菊花味道。外边起风了，吹得帆布啪啪作响；一列火车驶过，其声也如雷。过了好一阵子，布袋里装满了蜂蜜，我将挖下的那块胶合板按回木桶，并让它错开一点卡住洞口。蜂蜜黏稠，这样就能阻止蜂蜜外流。郑爷爷常常教导我的话没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正经人家的孩子，糟踏东西的事不能干。
然而，等我用牙齿咬着装满蜂蜜的布袋从帆布下爬出来的时候，这才发现，布哈林已经被两名保管员抓住胳膊捂住嘴。刚才火车驶过的声音太大，一定是盖过了布哈林向我报警的声音。一名身材粗壮的保管员大张双臂向我逼进，远处铁路道口叮铃铃传来电铃声，道杆放下，一列火车出站南下。布哈林沙哑着嗓子冲我大叫：“快跑！”我连蹿带跳，横穿几十条铁轨，身后隆隆而过的是“北京——莫斯科”特快列车。
我不担心布哈林，偷袭货场被抓是常事，最多挨顿打。我回到家里，从背心上刮下蜂蜜，平均分到两只碗中。我将半碗蜂蜜给金奶奶送去，她像是感动得要流泪，让我一定向我父亲转达她的谢意。她是清朝贵族家的大小姐，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蜂蜜的来历。她让我自己挑选金教授收藏的连环画，我选了其中的《八卦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5月版，定价：0.16元。
布哈林回来了，说没挨打，笑嘻嘻地接过半碗蜂蜜回家了。张丑儿带回我的书包，我给他看《八卦阵》。这家伙收集《三国演义》连环画，我看过，只有三十几种，其中没有这一册。我：“怎么样，换吗？”张丑儿飞奔回家，转眼间拿来一个给自行车灯供电的磨电滚，一把将《八卦阵》抢去，然后绷着脸伸出小指：“拉勾！”我伸出小指与他拉勾确认交易成功，他大叫一声，狂喜道：“五八年版的《八卦阵》，黑市上最少值两块钱。”我母亲月薪二十元，两元钱够我吃二十天早餐，但我毫不在意，因为我的雄心壮志不是张丑儿这种俗人能够理解的。
傍晚，金奶奶给我送来两块面粉调和蜂蜜，蒸成扁圆形状的重阳糕，上边点缀着核桃仁、杏仁和青丝玫瑰，说我替她找蜂蜜费心了，让我也尝尝。张爷爷的儿媳回来了，说是只去了医院，没敢回娘家。张奶奶拉着脸没理她，张爷爷则盯着我手里这两块糕说：“家里的老娘儿们都是废物，过节不蒸重阳糕，这节白过了。”
郑爷爷叫我去他家里吃晚饭，重阳节的河蟹顶盖肥，郑爷爷：“你放开肚皮吃，我弄回来一桶。”我：“今天您使的什么活？”郑爷爷笑：“在乡下不能使‘怯口活’，说了几段《君臣斗智》。”这个相声段子郑爷爷给我说过，是大学士刘墉戏弄乾隆皇帝的故事，能让人笑破肚皮。郑奶奶：“没让警察把你抓住？”郑爷爷：“要给抓住还能坐这吃螃蟹？”
何大拿很晚才回家，我将换来的磨电滚交给他。何大拿大惊：“这是英国三枪牌自行车的磨电滚，你小子要拆里边的漆包线，这不是败家子吗？”我：“咱说好的，我给你弄来漆包线，你拿去修好郑爷爷的电匣子，再给我半瓶汽油。”何大拿：“这玩意儿挺值钱，你可吃亏了。”我学着郑爷爷的腔调：“吃亏是福！”
10月7日，星期天，收音机里说，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在“赎罪日”打起来了，新一轮“石油危机”马上暴发。何大拿过来给郑爷爷修理那只老旧的电子管收音机，手上拿着几只“天津鸭梨”，顺手给了我一只。我把梨塞在衣袋里：“‘石油危机’要爆发了。”何大拿笑：“你小子有世界眼光，知道昨天跟我换汽油。”郑爷爷闻之大笑不止。
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和心力，我的目标眼看就要实现了。
因为是休息日，北宁公园的游园会人山人海，花展馆的院子里正在举办菊花展，几百种花样，几十种颜色，都是珍贵品种。我身上穿了件干净的蓝色上衣，这是我哥哥身材长高之后替换下来给我的，前襟上原本沾了一大片油污，形状好似阿拉伯半岛，被我花费半瓶汽油和半块肥皂洗干净了。我的球鞋虽然大脚趾处破了个洞，但被我用鞋粉刷得雪白。
去年今日小夏告诉我，因为出身不好，也因为母女过日子艰难，从来没有人为她庆祝过生日。我当即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对她发誓：“明年我给你过生日。天津卫的老爷们儿，一句话一颗钉，说到办到。”就这样，今天我手上捧着两块“重阳糕”，衣袋里塞着一只“天津鸭梨”，衣服干净整齐地站在菊花丛中，等待小夏的到来。生日快乐，我先练习一声。
作者简介：龙一，1961年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省盐山县。生于饥荒之年，长于物质匮乏时期，故而好吃；长期研究中国古代生活史，慕古人之闲雅，于是好玩。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写小说引读者开心为业。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迷人草》《借枪》《接头》《深谋》《暗火》《代号》《暗探》，小说集《潜伏》《刺客》《藤花香》和小说理论专著《小说技术》等。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专业作家。
原载《大家》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黄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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