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后期图书恢复出版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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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切与“文革”意识形态相悖的文艺作品都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封杀。“文革”时期，中国的整个出版业，万马齐喑。有资料显示，到1971年国有出版社仅存46家。当时，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及毛泽东著作、鲁迅著作、“样板戏”图书、个别政治文学作品、政治读物（“两报一刊”社论等）和部分通俗科技书籍出版外，其他图书的出版可谓寥寥无几。书店停止销售，图书馆停止借阅。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求读书的愿望不能实现，图书既买不到也借不到，以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这段时间，被称为“文革”中后期。其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具体过问下，图书出版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并具体体现在几种图书的恢复出版当中。

重整河山，毛泽东指示范文澜进行《中国通史》的修订出版

范文澜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郭沫若并称为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开国一代。早年在天津、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因与毛泽东在读书等方面有强烈的思想共鸣，交往甚密，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延安。1941年9月，应毛泽东之邀，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撰写并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在延安及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革”爆發后，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要将他置于死地。范文澜顿感处境艰险。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陈伯达之流的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在1966年国庆观礼游行中，范文澜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祝大会。当时，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后，特意走过来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

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女儿肖力（即李讷）看望范文澜并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他还让李讷捎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这对于范文澜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立即行动起来，着手准备，组织续写班子。范文澜即使患病也不愿住院治疗，一心想抢时间，以完成毛泽东的嘱托，最终因体弱病重，于1969年7月29日不幸病故。范文澜去世后，毛泽东、周恩来仍十分关心《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亲自布置并多次过问此事。后来，在范文澜的助手蔡美彪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中国通史》（10卷）由人民出版社陆续出齐。

正本清源，周恩来等关怀《新华字典》等辞书的恢复修订再版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语文工具书，也是第一部普及性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新华字典》初版于1953年10月。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火热的新生活产生了积极向上的新文化，这些都需要在新的字典里得到全面的体现。社会迫切需要一本反映当时知识理念的日常工具书供大家翻检学习之用。它既要肩负起规范现代汉语文化的职责，也要担当扫除当时社会文盲的任务。

作家叶圣陶从海外回到北京后，遂与一些专家讨论此事，想编一本新的字典。经叶圣陶建议，1950年8月1日具体承担编辑《新华字典》任务的新华辞书社成立了。时任社长是著名语言学家魏建功，他直接领导了《新华字典》的编辑工作。

经过三年多的辛勤工作，新中国第一版《新华字典》于1953年10月正式出版。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用白话文注释，用白话文作例句的字典。随后通过不断的改进增补，在第二版中就增加了部首检字表。以后各版都根据实际情况和国家的语言文字改革动态，进行了多次修改。

1957年以后，《新华字典》正式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转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到“文革”前，《新华字典》在编排体例和汉字的字形、注音、释义等方面已成为国人语文学习工具的范本。这本64开本的小字典在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65年修订后的《新华字典》，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劫难，书被封、版被毁。

从1970年秋开始，周恩来排除了各种干扰，亲自抓《新华字典》的修订工作。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出版口等方面的负责人举行会议。周恩来针对群众反映的“中小学生没有字典用”“青年人没有书看”等问题，对出版工作提出批评。他说：“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而来的嘛！”

会上，周恩来指示科教组负责组织力量，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争取早日出版。在当时的情况下，对《新华字典》进行常规的修改非常困难。当时修订小组的很多专家，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遇到与所谓“封、资、修”相关的条目，几乎都作了改动，提出了400多条修改意见。周恩来看后指出，还是不要大改，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之外，其他的不需要改动，就这样，只修改了64处。

1971年6月，“文革”开始后首次推出的《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版）终于正式出版，全国征订数达8482万册。

至2011年6月，《新华字典》已推出了11个版本。

《新华字典》迄今累计发行4亿多册，重印200多次。至此，在中国，无论是大中专院校师生，还是中小学生，无论是国家领导人、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新华字典》已成为人们学习、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释难解惑的案头必备之工具书，而且也是人们相依相伴的无声老师，影响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历程。

同时，《新华字典》也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纵览新中国60多年来的各类出版物，没有能与之比肩的。

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具体布置下，开始或陆续出版和修订了《辞海》《辞源》，新编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重要辞书。

几起几落，“文革”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关注古籍图书“二十四史”、《清史稿》的整理点校工作

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的政治风暴席卷整个中国。中国出版业除了领袖著作和关于儒法斗争等配合“形势”的出版物外，其他能够出版的古籍图书寥寥无几。但是，有一项巨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却是在这一阶段进行的，这就是中华书局整理点校的“二十四史”、《清史稿》。

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实际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全面实施，并在“文革”中延续进行的。

1954年11月，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成立了标点《资治通鉴》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范文澜、吴晗为召集人，翦伯赞、侯外庐、向达、尹達、刘大年、黎澍、金灿然、王崇武、顾颉刚等为委员，并组织了一大批学者整理点校。

标点《资治通鉴》，王崇武为召集人，顾颉刚为总校对。参加标点的有聂崇岐、齐思和、张政烺、周一良、邓广铭、贺昌群、容肇祖、何兹全。1955年底，标点工作完成。古籍出版社于1956年6月出版。此后转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今日流行的定本。

1958年9月，顾颉刚接受中华书局的邀约，标点《史记》，并加以校勘。是年9月13日，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开会讨论此事。其间，大家经过研究，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等商量，将点校工作由“前四史”扩大为整个“二十四史”。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一开始标点《史记》，是准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他们选了金陵书局本做底本，此底本是清代张文虎校勘的。他写了五卷《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有50万字。本来准备附在《史记》后做校勘记，但因时间太紧，最后没有出版。所以，《史记》是唯一出版时没有校勘记的点校本。

1958年底点校完毕，1959年9月点校本《史记》由中华书局出版。

至“文革”爆发前，“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得以标点出版。

“文革”开始后，顾颉刚的学术研究被迫中断，点校工作也因此停顿。

1967年4月20日，中华书局革命委员会奉戚本禹“抓革命、促生产”之命，又以10人设业务小组，重整故业，继续点校“二十四史”（约计4500万字），计划组织社内40人及社外30人办理，限一年之内完成点校250万字的《旧唐书》和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工作。于是，中华书局重新启动“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因受“左”倾思潮影响，规定点校工作承担有批判帝王将相的政治任务。他们另制订了一些凡例，甚至认为标点也有阶级性，要用标点为武器，批判帝王将相，偏离了学术工作的方向。尽管不到半年就结束了，时间很短，但对“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破坏极大。

进入20世纪70年代，由于毛泽东、周恩来的过问，点校工作得以继续。1971年4月，全国出版会议在北京召开，“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重新启动。其间，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偏爱，姚文元再次提出标点“二十四史”的建议，以“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周恩来在姚的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在阶级观点问题上，周恩来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么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周恩来对“二十四史”、《清史稿》的编辑整理工作给予了许多具体指示，甚至拖着病体亲自阅稿。

4月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及国务院出版口、中华书局领导并学部军宣队领导来到顾颉刚家中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4月29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标点印行会议召开。5月中旬，毛泽东批准了此次会议所拟订的工作计划。

当时，因顾颉刚年高体弱，以后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都由白寿彝任组长，赵守俨、吴树平任副组长，由唐长孺、王仲荦、翁独健、郑天挺、陈述、王毓铨、邓广铭等史学专家分工合作完成。《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钟翰、孙毓棠分任点校。经京、沪两地前后80多位专家学者共同努力，“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于1973年底点校完毕。1978年春，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共计3758卷、3800万字，单行本分订299册。

1975年10月，周恩来在病重期间，向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图书馆（后改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提出，应尽快把全国古籍善本总目编出来。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一指示没有得到落实。1977年春“文革”刚结束，国家文物局即遵照周恩来生前指示，着手布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的编纂工作。其后历时18年，约集众多学者，从近800多个藏书单位，采辑我国传统善本书目6万多条，计13万部，按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陆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书规模之大，是中国历代所编古籍善本总目所无法比拟的。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毛泽东特批章士钊学术著作《柳文指要》出版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青桐、秋桐、孤桐，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学者和律师。他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一生交游天下，历经多次政权更迭，在多个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章士钊是一位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孜孜不倦的顽强跋涉者和捍卫者，以致早年反对新文化运动，与胡适、陈独秀等人发生对立。章士钊曾任上海《苏报》主笔，后留学日本、英国，学习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堪称中国语法与逻辑学学术研究方面的开创性人物。1959年，章士钊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晚年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他在长达七八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主要从事于逻辑研究、柳宗元研究和《论衡》研究。

章士钊少年时，在长沙购得一本《柳宗元文集》，从此柳宗元成了章士钊所景仰的古人之一。他认为柳文合乎逻辑和具有唯物主义观点，其后长期从事以柳宗元诗文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研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75岁之后，他以其研究心得，历时10载，写就一部洋洋洒洒逾百万字的《柳文指要》，受到各方好评，同时也受到了毛泽东关注。

《柳文指要》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依照《柳宗元文集》原文次序，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称为《体要之部》；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柳宗元其人、其文，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柳关系等等，称为《通要之部》。上部成书于1964年（其后又稍有补充），下部成书于1971年，合为一书出版。

章士钊写完《柳文指要》，交给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有很多提法在当时独具一格，且略为犯忌，主要是与当时提倡的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悖。因他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书局不敢擅自决定，随后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意识宣传工作的康生说：“我们纸张那么紧张，出他这部书干什么？不给他出！”于是中华书局把书稿退了回去。

1969年，章士钊把书稿寄给毛泽东，毛泽东除了自己读一遍外（而且表示要再读），还转给周恩来等人看，并让康生认真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由作者修改出版。康生于是指示中华书局要“积极”出版这部书。

1971年秋，章士钊关于柳宗元诗文的专著《柳文指要》冲破康生的重重阻挠，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出版了。在成书过程中，毛泽东还逐字逐句作了校正。章士钊对晚年能见到《柳文指要》问世十分兴奋。《柳文指要》出版后，被毛泽东评价为“义正词严”。

以史为鉴，毛泽东关注姚雪垠及其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写作与出版

1944年，当时正值农历的甲申年。

3月19日，郭沫若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年，在重庆《新华日报》上4天连载《甲申三百年祭》一文。

此文刊出后，国共两党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三天后（24日）即以“影射当局”“为匪张目”为名，专门发表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加以抨击；而共产党方面则把它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并由毛泽东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加以推荐：“我党历史上曾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又说：“印发郭氏此文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时抗战形势渐趋好转，毛泽东审时度势，以史为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可谓正当其时。

新中国成立后，作家姚雪垠因受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影响，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字汉英，河南邓县（今邓州市）人。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1956年至1957年在上海《文汇报》上先后发表《创作杂谈》《惠泉吃茶记》等文章，引起毛泽东的关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构思始于1957年以前，倾注了姚雪垠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几乎耗费了他大半生的时间。

1975年10月，姚雪垠苦于不能正常继续从事《李自成》的创作，于是上书毛泽东，请他出面介入此事。此前，1963年8月，姚雪垠撰写的《李自成》第一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卷初稿于1973年完成，在着手进行第三卷的写作时，创作环境日趋困难。第一卷出版时，他曾将第一卷的初版寄呈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寄赠给毛泽东的一部，得到了毛的好评。“文革”开始不久，毛泽东畅游长江停留武汉时，曾给当时的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批示：“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由此，武汉市委立即向进驻文化系统的工作队作了特别指示，因此姚雪垠的创作未受大的影响。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姚雪垠由武汉调至北京继续从事写作。1977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1999年8月，《李自成》全部出齐。《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于1963年，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间隔18年。第四、五卷出版与第三卷也间隔18年。当年众人排长队争相购买前三卷的动人情景，许多人至今仍记忆犹新。据统计，前三卷的销量累计达500万套。

古今相承，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的出版与1975年开展的“评《水浒》、批宋江”运动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在“文革”爆发前共印制了595.96万册，“文革”中却被打入冷宫。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接见出版口领导小组，对出版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其中提到：青少年没有书看，旧小说不能统统都作“四旧”嘛。《红楼梦》《水浒传》这些书也不能作“四旧”嘛！中学生都能看懂，你把它封存起来不让青年人看，他们就到处找书看。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来看问题。

1971年3月15日至7月29日，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并作重要讲话：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把《鲁迅全集》和《红楼梦》《水浒传》等古典名著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很滑稽吗？

1972年2月11日，周恩来、李先念召集国务院文化组（“文革”中，文化部被撤销，其代行原文化部职能）组长吴德和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开会，对发行四部古典小说，只卖给中国人，不卖给外国人的办法提出批评。李先念问：古典小说为什么不能印呢？是不是还怕？并说，中国的历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古典小说的序什么时候写出来？写不出来就不要序，不要出版说明也可以。周恩来指示要想办法缩短时间，尽快地再版，先印《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同时也要出版新书。出版口随即抓紧对四部古典文学著作的重印工作。

1972年4月中旬，《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共印20万部，公开发行。

1975年8月，晚年毛泽东患眼疾开刀后未愈，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为其读古典文学名著。8月13日，芦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如何评价《水浒传》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作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此后，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论被姚文元利用。姚文元14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作为反面教材，开展对《水浒传》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传》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并提出几点宣传、出版的建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8月15日凌晨，姚文元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徐光霄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立即布置落实出版任务。接着，举国上下立即掀起了“评《水浒》、批宋江”运动。

随后，北京、上海等地很快大量出版了《水浒传》的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金圣叹批语的七十四回本（影印）、一百回的大字本等。

精神烛照，《鲁迅全集》的再版

《鲁迅全集》问世后，至“文革”前已有两个版本：1938年20卷本、1958年10卷本。当时，在世界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政府非常关心鲁迅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很快就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社，后并入1951年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正式出版了10卷本。这一版是注释本，没有收录佚文和辑录的古籍。

1972年2月11日，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吴德口头通知出版口负责人，说：“中央领导同志要看《鲁迅全集》。现在的本子太小，想用中国古装本的形式，用线装，字大点，每本不要太厚，一本一本出，出一本送一本。”15日、16日，他又对出版口写的报告答复：《鲁迅全集》用解放后的版本排，内容和注释全不动，并说“要集中力量突击这套书，其他任务往后拖一拖，这是主席交的任务”。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周恩来准备赠送他一套《鲁迅全集》作为礼物。

为此，总理办公室多次派人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求设法解决。但《鲁迅全集》10卷本当时被认为有政治问题，是“禁书”，不能送给外宾，要送只能送1938年出版的20卷本。出版社仅有的残旧普通本不宜送外宾。经多方寻找，最后请鲁迅博物馆从库存的纪念本中选出一套赠送。

考虑到新版《鲁迅全集》的新注释本遥遥无期，有关方面提出将1938年版无注释的20卷本先重印一版的建议。9月初，出版口写了请示报告。12月初，周恩来同意。出版社按1938年原版《鲁迅全集》作了校勘后重排简化字本出版，每面的字数和版式、插图均一如其旧。

1973年12月，《鲁迅全集》新排20卷无注释本（600万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上海印制，共3.4万部）。鲁迅著作24种单行本也于年内陆续出版发行。

该书采用鲁迅纪念委员会1938年编辑印行的版本，由鲁迅之子周海婴提供版权，并提供排印的底本，因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中央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成立了《鲁迅全集》编辑领导小组，由胡乔木和林默涵等领导小组的工作，全国数十位专家对《鲁迅全集》进行了重新编辑和校勘。从1977年开始，经过多年的努力，分别出版了1981年16卷本和2005年18卷本。

百年树人，周恩来过问连环画的恢复出版

“文革”开始后，许多优秀的连环画一夜之间都成了“毒草”，直到1970年图书阵地还是一片荒芜。孩子们没有书看，学校里流传的手抄本在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令人心急如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1970年9月17日、1971年2月11日，两次接见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在询问青少年图书出版情况时，一再要求出版单位尽快恢复业务，并询问：有没有人编小人书？要抓一下连环画工作，新书要出，过去的也要选一些好的再版，一定要解决青少年没有书看的问题。随后决定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在长达四个多月的会期中，周恩来两次接见人民美术出版社代表姜维朴。

当时，“四人帮”还控制着文艺界，人们的思想受“左”的思想束缚，连环画出版工作仍然举步维艰。不久，从江青那里传来消息，她也说要抓一下小人书。但她所说的“抓”，只允许编绘“样板戏”，而且编绘必须与舞台形象一模一样，连《红灯记》李奶奶房门门帘上的补丁在哪一边，大小比例，都不得变化。画出初稿还要先送样板戏剧团审查后，再送文化小组审查。

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决定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到会代表有全国出版单位的200多人。会议始终是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他指定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具体主持这个会议。

周恩来于4月12日和7月29日接见了会议领导成员和部分代表。周恩来说：现在群众没有书看，孩子们没有书看，任务紧急啊！“一定要抓紧出版一些好书，包括青年和少年儿童的读物，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就要看旧的、坏的。”“各省市第一书记一定要抓出版工作，会议结束后，就要把工作布置下去，落实下去，包括编辑、印刷、发行，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努力满足人民的需要！”

江青、张春桥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议召开期间，广大连环画工作者根据会议精神拟订了恢复连环画的规划，向会议报送了重版一批连环画的选题，由会议领导小组集中各地计划，印成文件上报周恩来，得到同意。会议一结束，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时大部分人员被下放到干校，少数留下来的人员夜以继日，先整理再版了一批优秀连环画送向书店，接着又组织编绘一批新作，如《黄继光》《一块银元》……有的作品印数达数百万册，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鸡毛信》等都供不应求，书店几乎天天要排队，常常是书卖完了，人还不散。

洋为中用，周恩来解放内部书和内部书的出版

在“文革”期间，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按级别分配内部书。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科研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据有关资料表明：从1975年到1977年，北京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近1500种，有的出版社50%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曾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过内部读物。

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介绍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及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紧张，而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中国出版界知识分子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去尽可能地译解异域文化。

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访日代表团的全体代表，问荣毅仁、王芸生等人是否看过《阿登纳回忆录》，他们回答说看不到，有些内部书是孩子从同学家里借来看的。周恩来表示歉意地说：你们将了我们的军，我们党内看到的书你们看不到，发行面太窄了。内部书你们都可以看。

周恩来接着说：告诉出版口赶快把《阿登纳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印出来。周恩来还指示出版口改进内部书的发行办法。5月21日，出版口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写了请示报告，扩大了内部书的发行范围，改进了供应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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