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收藏的北京人

北京――中国收藏的半壁江山

北京人喜欢收藏。过去不少达官贵人、文化名流都把收藏作为爱好乃至保值的手段。新中国建立尤其是近30年来，北京普通百姓的收藏，从少数人的行为到多数人的参与；从晓市的地摊到“古玩城”的建成；从“地下”到公开……北京普通百姓的一部收藏史，可以折射出北京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七色光谱。

收藏活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原始人类为了装扮自己，就采集漂亮的贝壳，磨制成精美的饰物，将它们佩戴在身上。在收藏界，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乱世饥馑，盛世收藏”。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藏是考量社会盛衰的一只晴雨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的收藏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截止到2006年，北京出现了十多家大型古玩市场，73家艺术品拍卖公司。2006年北京市文物艺术品市场总经营额突破100亿元。在100亿当中，古玩、艺术品拍卖经营额约为80.6亿元。各类研究收藏的报刊杂志琳琅满目。与此同时，民间收藏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北京收藏大军号称200万，拥有“收藏半壁江山”的美誉。团结收藏者的民间收藏协会、民间收藏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并且出现了一批私立博物馆。从收藏品种来看，除了传统的古玩、玉器、瓷器、珠宝、书画、观赏石、邮票、钱币、报纸、书籍、火花等之外，已发展到包括磁卡、粮票、门券、酒瓶、连环画、车模、商标等数百种，可谓无所不及，无所不包。从收藏队伍的构成看，不再局限于知识层，已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年龄层，可以说北京民间收藏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收藏已经成为一项客观的产业，并成为社区文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北京曾经被誉为“大琉璃厂”

说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姓的收藏，不可回避的事实是——温饱是他们的首需，但也不是一点儿没有古玩意义上的交易和收藏。

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赵忠祥曾回忆说：“横眼看去，小时候我住在四合院里的人家的摆设，能记起来的东西，如胆瓶、条案、太师椅，在当代人眼里就都是古玩。我五六岁上，去人家串门，这些东西就已经摆了几十年了，应该是人家爷爷辈、父叔辈买的吧。当时他们家里的人都有六七十岁了，这些东西应该是清代的。一屋子上点档次的东西一摆，活脱脱就是一个琉璃厂古玩店。”现在人们所说的古玩，其实就是那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而现在称为珍玩的东西，当时就应该是一种艺术品。

那时的北京城就像一个“大琉璃厂”，家境稍微殷实一些的都是爿“古玩店”。即使是普通人家的陈设，柴木的八仙桌、太师椅、连三、条案还是有的。八仙桌、条案、连三上摆着的是从嫁妆铺买来的瓷器。一般是五件为一堂，称为“五供”，有一个胆瓶、两只将军罐、两只花觚。如果是清末的东西，器物上绘的大多是“天女散花”“博古”以及“富贵白头”等吉祥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五供也可能不全了，有的人家会剩只胆瓶，有的会留有将军罐等等，这些如今都成了老百姓的收藏品。

旧京城的几处古玩交易市场

公私合营前，古玩店铺尚为私人所有，部分古玩交易的“晓市”尚存在，此时的百姓收藏与解放前收藏的品种变化不大。旧时京城的晓市，较为著名的有三处：一处在德胜门外晓市口，一处位于广安门内广安胡同，还有一处坐落在崇文门外东晓市。“晓市”其实并不“小”，以广内晓市为例，它纵贯广安胡同整条街，并且向左右分出枝杈，经司家坑，延伸到老墙根，直线距离不下数里地。之所以叫“晓市”这个称谓，是因为买卖商品、进行交易时，都是在拂晓前后进行，太阳露头，集市也就散了。这种晓市，在解放初虽已取消，但还有摆地摊的现象存在。这时的晓市无论是规模上，还是人员、物品上远远不如以前了。

厂甸是宣武区南新华街路东一条小胡同。庙会期间，席棚布帐鳞次栉比，商摊货贩比肩靠背，热闹异常。

历史上的厂甸庙会北起和平门，南抵梁家园，西到南北柳巷，东至延寿寺街。以新华街、海王村、火神庙、吕祖祠为核心地带。厂甸庙会分散在以海王村为中心的不同地段，海王村内主要经营北京小吃、糖果、粗细杂货、蜡人、鬃人、泥人、鲜花以及日用百货。海王村的北面，现在的中国书店办公楼前，有三四排古玩玉器摊，所售器物以大路货居多，价格不是很贵，很适合百姓的口味。东琉璃厂的“火神庙”是著名的珠宝玉器市场。火神庙的几进院子里，鳞次栉比的摊位上摆满了珠宝、玉器及各种古玩，在这里人们可以淘到自己心仪的宝贝。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人口大量增加，厂甸的面积已经容纳不下逛庙会的人，加之又逢自然灾害，物资供应紧张，厂甸庙会曾终止。直到2001年，北京市政府决定恢复厂甸庙会。久违了的厂甸庙会，在与北京百姓阔别了近40年后，又回到了百姓中间。

如今的荣宝斋依然是琉璃厂文化街上店面面积最大、经营文房四宝最为丰富的店铺。因为荣宝斋是著名老店，琉璃厂文化街已经成为广集天下图书、字画、古玩、文房四宝的所在，成为国内外游客了解老北京文化的必游之地。

北京书画家的收藏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北京有一批书画家，靠卖字画为生，计有徐悲鸿、齐白石、陈半丁、徐燕孙、潘天寿、董寿平、周怀民、刘博琴、溥雪斋、惠孝同、张其翼、吴镜汀、刘继卣以及秦仲文、胡佩衡、马晋、关松房、王铸久、颜地等。这些人中，有的既是画家同时又是收藏家。

徐悲鸿先生不但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了不起的收藏家。他一生节衣缩食，铢累寸积，收藏了大量的历代名迹和珍贵图书。现藏于徐悲鸿纪念馆中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大家的书画作品约一千余件，珍贵的图书、图片、碑帖等约一万余件。这些无价之宝，对徐悲鸿先生的艺术成就起过很大的作用，是研究悲鸿先生艺术思想的重要资料。

1953年，徐悲鸿先生逝世后，他的夫人廖静文女士及其家属，遵从悲鸿先生的遗愿，将其收藏的字画和图书资料，全部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收藏品。

无庸讳言，解放初期到“文革”以前北京的收藏活动，主要集中在文人雅士阶层。这一时期既有保护国宝的卫士如张伯驹先生，也有为藏界不齿的岳彬。

著名书画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保护国宝《平复帖》的动人故事，至今在民间传诵。张伯驹先生在1956年向国家捐献的珍贵书画文物不仅有晋陆机《平复帖》卷，还有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八件稀世文物珍品，因而获得了由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发的奖状。政府为此奖励他20万元，却被张先生婉言谢绝。

与张伯驹先生的高风亮节相比，古董商岳彬就是文物收藏界的败类。他先炸云岗石窟石佛头，后凿洛阳龙门石窟中堪称我国国宝的北魏浮雕艺术的杰作《帝后礼佛图》，盗运到美国。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岳彬被捕，1954年病死狱中。?

“破四旧”对文物收藏的毁灭性打击

“文化大革命”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运动是从破“四旧”开始的，古玩字画首当其冲。这一时期存于民间的古玩大部分被毁。

上年纪的人还记得1966年的“红八月”，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拿着鞭子冲进收藏多的人家中，见到所谓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就砸，很多收藏了不少文物的居民为了保命，不得不把这些珍贵的东西交给红卫兵，有的就偷偷扔到垃圾堆里。尽管有不少到今天价值连城的文物，但那时几乎没有人敢捡拾，因为被红卫兵发现轻则一顿毒打，重则被活活打死。

1966年8月23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是以投湖而死的方式与“四人帮”抗争的。老舍先生的死，震动了许多善良人的心，许林邨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在老舍先生一周年忌日的1967年8月24日的凌晨，许林邨、吴幻荪二位先生在老舍先生投湖的地方给老舍先生立块纪念碑。遗憾的是，1971年北京市修“地铁”，把太平湖给填平了。许林邨与吴幻荪先生给老舍先生立的那块地表高1尺9寸，宽7寸的汉白玉石碑也不知去向。1967年10月中旬的一天，家住太平湖东北岸电车厂宿舍的白鹤群，环太平湖跑步锻炼，无意中发现了许林邨先生为老舍先生新立的碑，他“本能”地感觉到此碑有价值，必须拓下来。于是他一口气连拓了6张拓片。这6张拓片不仅是立碑的凭证，也成了当代的文物。这6张拓片目前的去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一帧、首都博物馆收藏一帧、许林邨先生收藏一帧、白鹤群自己收藏二帧、笔者收藏一帧。

“破四旧”中“地富反坏右”、文化人的古玩自然在破除或“归公”之列，工人、贫下中农家中的古玩（大多数是老式陈设及陪嫁的瓷器）也是横扫之列，遇到“觉悟高”的就自己就给砸了，“觉悟低”的就张罗卖掉。尤其是京郊的农民，后来得到机会，纷纷怀抱着、肩挑着或用自行车推着进城，变卖古董。一时间文物商店门前排队卖古董，成了一道风景。虽然给的价钱极低，但也比被白白砸了强。

“文革”后期的琉璃厂一条街算是可以营业了，但各店铺的门上都挂着“中国游客止步”（中文）和欢迎外国游客光临（英文）的牌子，门窗一律用白纱布遮着。中国的商店不让中国人进，也是那个时期琉璃厂的一个特色。

“文革”全称“文化大革命”，当然是毁灭文化，一切艺术品都要围着“红太阳”，这些东西在改革开放初期被人们扔掉很多，比如纪念章、石膏像，后来人们才发现，这些东西也可以成为文物，如今不少古玩市场都有文革物品的交易。文革也有歪打正着的文物，比如“全国山河一片红”，又称“一片红”，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邮票。原定1968年11月25日发行，全套1种，面值8分，图案为工农兵高举《毛主席语录》，背景是一片红旗和群众欢呼场面，上方是一幅光芒四射的中国地图，地图上有“全国山河一片红”金色票名，彩色影写版，票幅30mm*40mm，齿孔11.5*11度，有背胶。11月23日有人在北京提前购得此票，发现邮票上中国地图的轮廓画得不完整、不准确，未画西沙和南沙群岛，便向邮电部反映。为此，邮电部军事管制委员会通令取消发行并向公众收回此票。在接到“取消令”前，有的地区的邮局已经开始出售，致使估计约有1000枚左右流入社会。这流入社会的稀少的“祖国山河一片红”邮票，便成了当今闻名世界、在市场上极为罕见、众多集邮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目标。该邮票，在各次拍卖会上屡创新高。

寻常年画、连环画、邮票也成为收藏品

老北京人过年，贴年画是必不可少的。20世纪50年代初，一进腊月门儿，过年的气氛就逐渐浓了起来。坐在家中就能听到胡同里小贩的叫卖声：“买画儿，买画儿——”苍凉而又悠长。听到卖画儿的叫卖声，首先跑出去的是孩子们。卖画儿的用白包袱皮儿包着画，背在肩膀上，相中块平坦地儿就放下包袱，打开。一叠叠大张、小张，不同规格、不同画面的的年画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从几分钱到几角钱的都有，任意挑选。家住琉璃厂附近胡同里的李维基先生回忆说：“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初，买过一张农村题材的《发家致富》年画，后来还买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林冲夜奔》《盗御马》等历史故事的年画。”

一场“文化大革命”，传统年画被斥为“四旧”，不让贴了，允许张贴的只有油画印刷的《毛主席去安源》及“样板戏”的剧照画。改革开放以后，年画再度回归民间。贴年画首先在农村兴起，城区贴年画的已逐渐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挂历。而到如今挂历也渐式微，代之的将是中国书画及油画，不求作者的名头大小，只要是真迹，就会提升主人几分品位。但是年画的收藏与拍卖热却在北京逐渐升温。

连环画之所以俗称“小人书”，不仅因为孩子们爱看，还因其袖珍，开本小巧，画面精致而得名。中国画坛上的许多大家当年都从事过连环画的创作，如任率英、刘继卣、刘旦宅、程十髪、陆俨少、戴敦邦、颜梅华、沈尧伊等。有些作品堪称是这些画坛名宿的成名作或代表作。例如刘继卣的《河神娶妇》、陆俨少的《牛虻》、刘旦宅的《屈原》、程十髪的《画皮》等都是画家的佳作。这些名家名作功力深厚，把连环画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几年，随着大众收藏热的不断升温，连环画的收藏与投资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其经济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在近年来的拍卖会上，连环画屡屡拍出新高，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一套1957年上海版的《三国演义》60册拍了12000元，一册《渡江侦察记》拍了350元，《朝阳沟》以420元落槌。一本“文革”时期出版的《红灯记》以600元成交。这些连环画在当时都不过几分钱、几角钱一本，如今翻了何止几番。真是“小人书”拍出了大价钱！随着收藏市场的进一步拓展，连环画会有更大的卖点。

诚然，连环画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价值方面，更体现在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连环画图文并茂、老少皆宜，普及性很强，是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它表现的题材非常广泛，不同的历史时期，连环画都有其反映的特定的内容，不仅涉及当代及古典的中外名著、电影、戏剧、历史人物、神话、童话、民间故事、民俗及大量现代生活题材，而且能紧跟历史的脚步与时俱进，表达时代的心声。那些革命历史题材的连环画，塑造了众多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形象，这曾经影响了几代少年儿童。

与此同时，集邮界也对20年来“集邮热”进行了回顾。25年前，首枚生肖邮票《庚申猴》横空出世，由面值0.08元一路飙升，最高时突破2000元，涨幅2万多倍。它创造了中国邮市投资的神话，同时也成为牵动邮市神经的一面大旗。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千军万马闯进邮市淘金。这里是一个诞生了不少百万、千万富翁的地方，也是一个让成千上万邮人穷尽毕生财力的地方。

收藏界的拍卖故事

1996年是拍卖界的“有法可依”年，因为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

拍卖在文物艺术品买、卖双方之间架起一座便捷的桥梁，满足了社会的需求，促进了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流通，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应有的经济价值。

期间，有三次“特定标的”的拍卖，槌起槌落之间引起了各界的质疑——

一拍天安门“宫灯”

名不见经传的宁波金鹰集团在1997年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春季拍卖会上，以1380万元的价位夺魁，成为天安门城楼一对“退役”宫灯的新主人。虽然其过程通过央视《东方时空》报道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但宫灯新主人也因买了宫灯负债累累而破产。投资专家指出：目前艺术品市场非常火爆，同时价格也异常混乱，不论是收藏，还是投资，一定要摸准价格，否则，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二拍《毛主席去安源》油画

画作《毛主席去安源》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红色经典” 之一，创作于1967年，同年8月，该画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首度展出。次年5月，《人民画报》用彩色夹页首次发表了该画。7月1日这一天，该画作者的“署名”也首度亮相：“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刘春华等执笔”。

1980年8月，刘春华手持他所在单位北京画院的介绍信前往中国革命博物馆，把《毛主席去安源》原画取了回来，于1995年10月7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的中国嘉德公司 “95"秋季拍卖会”上拍卖。一位操南方口音、手举238号竞拍标牌的先生，以“志在必得”的热情与实力，击败了现场所有竞争者，以550万元的落槌价，购得了刘春华送拍的《毛主席去安源》。刘春华在收取了竞拍人支付的550万画款后，也向嘉德公司支付了48万佣金，并向税务机关缴纳税款76.32万元。

1998年1月25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受律师之邀，对油画《去安源》做出鉴定结论，认定该画为“国家馆藏一级文物”；次日（1月26日），国家文物局也对此画做出确认：认定《去安源》系国家所有，是国有资产；1998年3月18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北京二中院起诉刘春华，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返还刘春华“非法处置、占有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法官们认为：

①《去安源》画从创作完成之日起，即长期处于权属不明状态，该画之所有权与著作权，均未具体而实际的最终确定；

②依我国现行法律原则和精神，并将此画置于当时历史背景之下，重新审视，应当认为，该画所有权和著作权始终是分离的，因为当年创作此画，北京市革委会曾经拨付经费，“革博”曾提供工作条件，展览会后，拨款单位决定将包括《去安源》在内的所有展品交给“革博”保管……上述种种，都可以证明此画的根本权属性质，为“国家所有”；

③但应当指出，此画确实是刘春华独立完成，刘春华应为此画唯一作者，享有著作权。但因为《去安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刘无权向“革博”索要，亦不应将此画作为个人财产委托拍卖；

④“革博”将此画发还刘春华，既无政策、法律依据，也不符合“革博”后来的诉讼主张，“革博”未经审批即将此画发还，致使国有财产流向个人，其过错明显；

⑤嘉德公司的拍卖手续完备，拍卖过程中，国家有关部门及“革博”未提出异议，导致《去安源》易手，文物管理环节上的疏漏之责，无可推卸；

⑥建行广州分行通过竞拍，善意取得此画，符合交易规则，无可厚非；

⑦“革博”追索馆藏财产的行为，超过了诉讼期限，依法已经丧失胜诉权；

⑧出于同样的时效原因，鉴于刘春华“不自愿”退回油画拍卖款，法院也不能强制扣还。

至此，《毛主席去安源》一画只得画上这么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

三拍毛泽东主席画像母本

比起《毛主席去安源》一画的遭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的油画母本要好一些。

北京华辰拍卖公司2006年6月3日将举行的春拍拍品中，一幅布面油画《毛泽东像》的出现引起了争议。据称，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的油画母本。消息传出，立即在民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某门户网站2天内关于此条信息的回帖达到近万人，“坚决反对拍卖主席像！”终于，人们在2006年9月28日的各大报纸上，见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张振仕绘《毛主席像》昨天上午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古玩收藏高潮的形成与传媒的推波助澜是分不开的。首先是收藏专刊及普通报刊的专栏专版的宣传报道，其次是电视中收藏节目的出现，掀起了古玩收藏高潮。但是，仿冒、赝品也蜂拥而至，把收藏市场搅得天翻地覆。此时的特点，正如一位资深的收藏家所言：“以前人们把宝贝当破烂儿，现在是把破烂儿当成宝”。

这多少道出了目前收藏界的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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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文娜 wangwenna@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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