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与变量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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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与变量兴衰
一、引言 变量，与常量相对，指可以有不同取值的量。变量通常反映现象的某种特征，变量值用于衡量事物特征及其差异，一个有效变量既要能够捕获现象的本质，其分组又应具备组内差异小和组间差异大的特质。然而，首先，社会科学固有的复杂性和变异性决定了研究对象不会固定不变，变量的有效性按研究内容的不同和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次，社会科学的变量操作化定义可根据口径、标准和指标设计不同的方案，不同方案得到的测量结果存在差异，加之人的想法和价值观会对操作化定义的设计造成影响，因而变量操作化定义具有很大的选择性。①綜上所述，社会变迁的普遍性使一些原来具有符号意义的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对相关研究的解释力也会出现衰减的趋势。与此同时，又会出现一些新的变量，对相关研究的解释力很强。在不同时间和情境下，变量的象征意义存在差异甚至可能相反。变量的兴衰及其象征意义嵌入在特定的时代背景里，故而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变量在研究中能否延续传统的价值与意义面临尖锐的挑战，而随着社会变迁，挖掘一些新的变量去更好地解释所要研究的现象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变量兴衰的表现形式 变量兴衰是指变量或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在反映社会现象时所表现出的转向、衰老、诞生、模糊等过程，本文分别以体态、受教育程度、私人汽车、手机、住房、收入为例对各种过程加以阐述。但由于认知水平所限，本文未能穷尽可能存在的表现形式，初步的分类和概括不完全与不到位，期待更多的人参与到问题中来进一步探索。
（一）转向：体态与社会分层 身高和体重是人的体态的外在表征。由于女性需要承担妊娠和哺乳功能，女性的脂肪储存、脂肪消耗和代谢模式与男性不同，生殖成本的差异是导致女性肥胖率更高的主要因素。Michael L.Power，Jay Schulkin，“Sex Differences in Fat Storage，Fat Metabolism，and the Health Risks from Obesity：
Possible Evolutionary Origins，”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vol.99，no.5，2008，pp.931-940.另外，体态还与气候条件、饮食、疾病、社会经济等因素相关。Pomeroy，E.，Stock，J.T. & Wells，J.C.K，“Population History and Ecology，in Addition to Climate，Influence Human Stature
and Body Proportions，”Scientific Reports，vol.11，no.1，2021，pp.1-10.受制于生活条件，人在资源获取、生产条件、卫生条件和社会组织上的不同导致肥胖风险的不平等，因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体态存在差异。Maria Almudena Claassen，Olivier Klein，Boyka Bratanova，Nele Claes，Olivier Corneille，“A Systematic Review of Psychosocial Explanation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Body Mass Index，”Appetite，vol.132，2019，pp.208-221. 短缺经济时期，人类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恶劣天气、病虫害对作物造成破坏，导致歉收 Nevin S. Scrimshaw，“The Phenomenon of Famine，”Annual Review of Nutrition，vol.7，1987，pp.1-22.，加之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人口与粮食之间的错配现象多发生在短缺经济时期，人粮矛盾尖锐的地区甚至会出现百姓粮食自给不足问题。张晶：《基于县域单元的中国人粮关系及其变化研究》，《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1 年第 11 期。可以发现，历史上多数饥荒是战争和粮食供应分配不平等造成的。下层阶级缺少足够的粮食满足其生理需求，热量摄取不足难以形成丰满的体态，相反，上层阶级更容易摄取热量，以至于丰满和健壮在当时成为权力和富裕的标志。
从短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体态的社会区隔的符号意义出现转向。农药与化肥的使用、种子的改良等使得单位土地面积的粮食产量上升，农业生产抗自然灾害风险能力也不断增强，粮食出现过剩或相对过剩的可能。卢锋：《应当实事求是地认识粮食过剩问题——对“粮食无过剩”观点的质疑》，《管理世界》1999 年第 3 期。人对食物消费的转型升级导致饮食结构出现变化。例如，对粮食的需求减少，对家禽、水产、蛋类等高热量食品的需求增加。热量摄入普遍增加导致体重分布的钟形曲线向高体重偏移，肥胖风险及其相关疾病会变得更为普遍。面对健康风险，不同社会地位、文化水平的人对体型管理及期望存在差异。高社会地位的人更早认识到肥胖带来的健康问题，通过控制膳食结构、运动量和生活作息去分配热量摄取和消耗。Zujko，Magorzata E.，Anna Was′kiewicz，Wojciech Drygas，Alicja CichaMikoajczyk，Kinga Zujko，Danuta Szczes′niewska，Krystyna Kozakiewicz，Anna M. Witkowska，“Dietary Habits and Dietary Antioxidant Intake are Related to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Polish Adults：
A Nationwide Study，”Nutrients，vol.12，no.2，2020，p.518.低社会地位的人对体重的敏感度不高，欠缺控制饮食的自律性，对健康活动的投入也较少，因而在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地位与肥胖率呈负相关。
在区域发展梯度约束下，区域经济格局在固有的发展差异下导致人们对体型观念的地区分布出现不一致。部分经济体在相同时点上可能出现结构性粮食短缺和粮食供给阶段性过剩两种状态并存的现象，加之人的思想观念通常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文化堕距”现象。可以判断，在农业社会，由于重体力劳动与高热量食物摄入不足，农村很少出现肥胖问题。但工业与后工业社会，农村重体力劳动逐渐被机器所取代，越来越少的农民从事重体力劳动，加上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使然和农民对健康知识的掌握不足，闲暇时间增加促使吃喝玩乐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流行，使得农村肥胖症患者逐渐增多，同时与肥胖相关的疾病也逐渐增加。
（二）衰老：受教育程度、私人汽车、手机与社会分层 1.受教育程度 在农业社会时期，教育分层与社会分层严丝合缝。贵族和富人阶级通过占有政治权力、声望、经济、生产资料等资源进行文化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将穷人阶级排除在外，他们难以积累文化资本，实现向上流动的几率极低。从成本看，传统农耕生活挤占了穷人阶级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未成年子女除了协助生产外还需要完成家务劳动，投放在学习上的时间与精力有限。另外，高成本还体现在获取文化资源的教育消费方面。从风险看，贵族和富人阶级占有稀缺的职业和权力资源，更容易对人才选拔机制加以影响。对穷人阶级而言，农业生產的天然就业属性保证了稳定的发展预期，而教育投入则需要承担可能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进入工业化时期，自然经济的天然就业逐渐向市场经济转移。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滞后于生产效率的发展，传统教育体系和劳动力素质难以满足以标准化批量生产为核心的制造业实体经济对技术和熟练工人的需求。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及义务教育的迅速发展降低了教育成本和失业风险。随着教育的下移与逐渐普及，原来由贵族和富人阶级垄断的文化教育资源逐渐演变成精英学校集团，专门向贵族和富人家庭子女提供教育服务，形成精英教育再生产，而穷人家庭子
女则更大可能止步于义务教育。随着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中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大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增加，进一步缩小了穷人阶级和富人阶级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学历纵向分层日渐模糊化，来自不同阶级的学生分配到普通/职业学校和精英学校两条不同的轨道，学校之间的隔离越大，横向分层作用越大。尽管高等教育扩张给大众提供更多学历提升的机会，但新增学额主要来自普通和职业学校，精英学校新增学额在全部新增学额中占比很小。与义务教育不同，高等教育准入门槛下移让富人家庭子女更容易占据顶部教育资源和优势专业，并积极鼓励子女寻求更高级别学位，同时，精英学校为富人家庭子女传递特权和社会关系，以教育程度与所毕业学校为基础的职业筛选机制维持了新一代富人阶级的优势资源再生产。Amy J. Binder，Andrea R. Abel，“Symbolic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How Harvard and Stanford Students Construct Boundaries Among Elite Universities，”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92， no.1， 2019， pp.41-58.当高等教育过度扩张甚至是全面普及时，精英学校的比较优势将倒逼中等教育增负，并可能因此而陷入教育内卷化与囚徒博弈的困境，无疑增加了新一代教育的沉没成本。在以上背景下，社会地位的教育纵向差异不断缩小，而横向分层越发明显。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度，穷人子女很少能进入学校读书，即便能进入学校读书，一般也是进入普通学校，且更早离开学校，而富人子女更多进入学校读书，甚至是进入精英学校读书，因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度，穷人家子女更多是是否读书的问题，富人家子女是读书多与少的问题。此时，各级学校学生的家庭阶层地位通常都比较高。而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度，越来越多的穷人家子女进入学校读书，但更多是进入普通学校读书。与此同时，富人家的子女不仅进入学校读书，而且更多进入精英学校读书。进而出现穷人家孩子向普通学校集中，而富人家孩子向精英学校集中的现象。于是，便出现了普通学校学生家庭阶层地位下降与精英学校学生家庭阶层地位仍保持在高位甚至还进一步上升的现象。因而在社会分层研究中习惯于将受教育程度作为主要分析变量的做法已经过时，而是应该将受教育程度与接受教育的学校的等级两者一并使用才更有意义。
2.私人汽车 消费者对耐用品消费的价值判断相对一致。李春玲：《当代中国社会的消费分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4 期。通过分析家庭耐用品消费情况可以体现国内消费分层基本形态，而汽车在耐用品消费中占据重要位置。
回顾历史，汽车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庭是 21 世纪才逐渐开始出现的，在 20 世纪拥有一辆私人汽车，绝对是富裕的标志。20 世纪 80 年代前，国内未能形成独立的私人汽车产业，直到 1985 年私人汽车保有量仅占保有总量的 8.9%数据来源：《中国汽车贸易年鉴 1995》，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5 年。，寻常百姓被排除在私人汽车市场之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尽管政府放松了对私人汽车产业与消费的限制，但在严格的准入审批制度限制和单一的公务用车消费结构背景下，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导致汽车价格居高不下。1994 年全国汽车均价（汽车销售总额/汽车销售量）14.15万元数据来源：《中国汽车贸易年鉴 1995》。，即使是仅售 5—6 万元的平价汽车数据来源：《中国汽车贸易年鉴 1995》。也只有少数家庭能消费得起。受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等因素影响，加上购置和使用汽车的税费繁多（如社控附加费、道路建设费、养路费等），20 世纪 90 年代能买得起私人汽车的多只能是经商下海的新富阶层。
进入 21 世纪，伴随着消费升级与汽车普及，汽车作为社会分层的变量正逐渐失去往昔的区隔作用。从普及率看，受汽车信贷等政策因素和宏观经济交替影响，家庭汽车保有量呈增长态势，私人载客汽车保有量从 2000 年 0.01 辆/家庭户（私人载客汽车数/家庭户数）提高至 2019 年的 0.57 辆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 年。，19 年翻了五番以上。从分级消费看，在轿车市场中，2000 年至 2019 年低端车型市场份额呈先升后降趋势，顶端车型市场份额呈先降后升趋势，中高端车型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数据来源：《2020 中国汽车市场年鉴》，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20 年。可以发现，21 世纪早期车价收入比处于高位，以及车型选择的多元化趋势，人们更多倾向于购买准入门槛更低的低端车型，出现低端车型份额扩大的现象。随着车价收入比的持续下降，家庭对中高端车的需求扩大，出现轿车市场消费升级现象。尽管汽车分级市场可以提供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但总体上汽车依然是一项大额家庭耐用消费品，购置汽车的最低门槛与使用汽车的成本制约了不少低收入家庭的购车需求，因而，现今的汽车普及更多在中产家庭层面。但无论如何，21 世纪的购车门槛比 20 世纪低得多，汽车在社会分层中的区隔作用明显减弱。
3.手机 手机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新兴个人耐用品之一，然而，手机刚开始进入国内市场时更多以地位性物品存在，而不是作为先进通信器材呈现。受限于购买权、价格和资费，能率先拥有手机的用户首先是官员，其次是经商下海的新富阶层，这批用户象征了中国当时的上层社会或新富阶层。早期购买手机需要获得电信部门批准而不是公开销售，即使新富阶层能承担得起高昂的售价，但获得购买权并不容易。孙慧英：《手机文化与社会区隔》，《兰州学刊》2008 年第11 期。在这一阶段，手机的普及率很低，1995 年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仅为 0.3 部，直到 2000 年才上升到 6.72 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0》。，因而，这批人本身对手机的实用性并不关心。无论如何，手机的诞生激起了不满足于一般炫耀性消费的新富阶层的需求，而手机的造型和便携性可以无时无刻地彰显自己的关系资源和社会地位，因而，拥有一部手机在当时成为事业有成的标志。
伴随着手机价格的下降与普及，曾经作为社会阶层区隔的手机的象征功能逐渐丧失殆尽，逐渐从炫耀性消费转变成实用性消费。手机作为现代社会的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已经下降至普通消费者都能买得起的水平，除了极端贫困和无通讯需要等个别群体，已达到人均一部的普及程度。从普及率看，移动电话从 1995 年每百人拥有仅为 0.3 部到 2017年每百人拥有 101.97 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0》。的全面普及经历了 22 年。尽管不同手机之间存在价格差异，但高档手机的价格比 20 世纪 90 年代低得多，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