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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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实然之境与应然之策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nti-pover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Reality and Its Strategy 作

　者：

　谢德新/陶红

　作者简介：

　谢德新(1984-)，男，广东化州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史；陶红(1963-)，女，吉林长春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

　原发信息：

　《职教论坛》(南昌)2017 年第 201716 期 第 10-18 页

　内容提要：

　职业教育作为扶贫开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扶贫脱贫与反贫困战略，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经引起政府和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学界从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概念与特征、功能与作用、责任机制、模式与经验、建议与策略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但在理论分析、视角选择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形成当前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的实然境况。因此，采用相关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力图全面系统地进行整体观照、扎根特定区域进行微观实证调查以及选择交叉(多)学科进行“跨界”研究应是推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应然之策。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nti-povert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Reality and It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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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职业教育扶贫/职业教育反贫困/职业教育精准扶贫

　期刊名称：

　《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

　2017 年 11 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16-0010-09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的扶贫政策和教育政策不少涉及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并确立职业教育在扶贫系统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015年 6 月，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加强雨露计划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的意见》，指出“引导和支持农村贫困家庭新成长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促进稳定就业、实现脱贫致富的治本之举。”2016 年 12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强调“加大职业技能提升计划和贫困户教育培训工程实施力度，引导企业扶贫与职业教育相结合，鼓励职业院校面向建档立卡等贫困家庭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2017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大职业教育脱贫力度”，强调要“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因地制宜，分类推进，让贫困地区每个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适应就业创业需求的职业教育和培训”。职业教育在党和国家扶贫与反贫困战略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担负起重要使命，它在消除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消解能力贫困、消除文化贫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重视。

　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梳理和盘点这些研究的实然境况，思考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研究的应然之策，以期为学界推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的实然之境

　 从已有文献来看，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起步较晚，或许是职业教育的优势和作用在计划经济时代没能彰显出来，加之受传统观念鄙薄的影响，它在较长时间里没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处在边缘状态。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特别是近年来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日益迫切，以及国家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向贫困发起新一轮的“脱贫攻坚战”，职业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并从概念与特征、功能与作用、责任、模式与经验、建议与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形成了当前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研究的实然之境。

　 (一)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概念与特征

　 有学者专门对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概念与特征进行了说明，并把它与一般职业教育的特征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反贫困职业教育与一般职业教育之间的区别。

　 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概念界定方面，陆小华较早对其进行了探讨，认为职业教育反贫困是针对贫困地区的实际需要来进行办学和施教，让贫困人群掌握进入市场的知识和技能，帮助他们实现从自给自足的生产

　者向商品市场的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从而更好地摆脱贫困[1]。在此基础上，周颖和王大超对职业教育反贫困的概念界定更为详细，认为职业教育反贫困是从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实际需要出发，提供最有用、最长效、最实际的教学内容和施教方式，提高他们的知识、技能和素质，改善他们的心态、观念和思维方式，帮助其摆脱贫困，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变为能面向市场的商品生产者，实现脱贫与发展并举的目标，取得最大化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2]。

　 在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特征概括方面，尚华认为职业教育反贫困主要有三个特征：一是强调从农民、从贫困人群的实际和需要出发；二是注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根据脱贫致富进展的形势，适应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三是追求教育效果的最优化，兼顾教育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3]。朱容皋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指县级职业学校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三农”，培养出具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初、中级专业人才，以及具有较高素质和劳动技术的熟练劳动者，它具有艰巨性、长期性和持续性这三个特征[4]。王大超和袁晖光认为，反贫困职业教育与一般职业教育的主要区别在于反贫困职业教育的目标更加具体，更注重内容和实效，主体对象更明确[5]。

　 近年来，“精准扶贫”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它的概念以及如何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密切关注，并有相当多的成果涌现。但遗憾的是，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下位概念，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概念与特征却鲜有研究。笔者认为，相对粗放扶贫而言，职

　业教育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或不同贫困人口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职业教育治贫方式。其内涵涉及三方面：从扶贫动机上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强调“扶真贫、真扶贫”；从扶贫过程上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内容是“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从扶贫效果上看，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强调“投入”与“产出”具备最优效能。因此，职业教育精准扶贫是指基于“扶真贫”的理念，追求高效的职业教育扶贫目标，利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滴灌式”职业教育治贫方式。

　 (二)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功能与作用

　 作为社会扶贫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扶贫与反贫困中的功能与作用日益彰显。马建富认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实现将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6]。张丽莉和王大超认为职业教育反贫困对提升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的价值、有效阻止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的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等短期行为及社会安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作用[7]。余祖光认为职业教育的功能是打破和排斥贫困恶性循环，帮助弱势群体中的失学失业者，给予残疾人特别措施，为弱小行业企业准备自营职业[8]。柳靖认为职业教育在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王飞跃和樊黔江阐述贫困理论和扶贫政策实践、人口与贫困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职业教育与扶贫开发之间的内外在联

　系，提出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脱贫的根本出路[10]。王大超和袁晖光认为职业教育对开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有重要作用[11]。侯长林和游明伦提出职业教育具有消除绝对贫困、缩小相对贫困、消解能力贫困、消除文化贫困的多元化功能[12]。征玉韦和王德军认为相对于其他类型、层次的教育而言，职业教育的扶贫开发功能更突出、更明显[13]。唐智彬和刘青认为定向农村职业教育是服务精准扶贫的重要方式，通过加大投入、构建区域政府推进定向农村职业教育统筹机制，推动区域协同定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多方联动[14]。袁红辉和刘耀书认为职业教育具有强大的反贫困效应：一方面，职业教育能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教育能增强劳动者自身反贫困能力[15]。

　 可见，职业教育作为扶贫与反贫困的重要方式，它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反贫困能力、开发人力资源、消除贫困、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三)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机制

　 从贫困问题产生的机制来看，主体不同承担的相应责任也不同。在扶贫与反贫困中，政府行为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脱贫与返贫之间，贫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个人行动直接影响到扶贫与反贫困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有学者就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责任机制进行了研究。

　 朱容皋探讨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中政府的作用、城乡统筹发展论和扩大农村教育机会等问题，认为政策规定全面性和系统性、政策目标一致性、政策体系确定性是实施城乡教育统筹的政策框架，政府应统筹、规范

　办学行为，明确普职分流[16]。申绪湘和朱容皋对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主体与个体的责任进行审思，认为中央政府、省(市)级政府、县级政府都是责任主体，指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主体与个体的责任表现在明确投入保障责任、明确管理责任、明确重点工作责任[17]。朱容皋和李朝晖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主体责任包括主体投入责任、职教功能责任、服务主体责任[18]。朱容皋认为，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责任主要由政府特别是教育部门承担，但教育、劳动、人事、经济等部门没有明确各自的责任，致使出现交叉管理、职能重复的现象，加上在农村教育反贫困体系内部，存在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缺乏统筹规划、合理分工的问题，造成教育资源浪费严重；在形式上，学校占绝对主体地位，缺乏企业的参与，致使灵活性、开放性不足[19]。朱容皋在博士论文中强调，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他结合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责任问题的对策建议[20]。李朝晖和朱容皋认为贫困个体在反贫困过程中，即使个体陷入了贫困陷阱，也有摆脱贫困的可能，而农村贫困个体要实现反贫困的目的，更多的是需要个体在一定的道德原则上独立自主、爱岗敬业，用自己的责任行动摆脱目前贫困状况[21]。

　 (四)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模式与经验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曾经或正在面临着社会贫困问题，对职业教育解决贫困问题给予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农村职业教育是国

　外职业教育扶贫与反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邓宏宝把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经验归纳为四点：一是合理定位农村职业教育的职能，科学地确立其培养目标；二是创建层次不同、类型多样、学制灵活的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三是深化内部改革，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四是多方努力，创造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条件[22]。王敏和赵云芬从七个方面总结了国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认为它们可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23]。田占慧等人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制定并颁布配套的法律法规、提供经费支持、实行并强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行普职分流等措施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进行干预，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办学，从增强受教育者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调整专业设置、改革课程内容、不断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来对职业教育教学和培训过程进行改革，通过明确提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目标、对农业职业教育学生实行优惠政策、对毕业生提供创业资助来加强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支持和保护，重视毕业生的职业指导与就业，西方国家农村职教办学新模式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24]。朱容皋认为印度的“南亚模式”和墨西哥的“南美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典型代表，他概括了印度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投入、推广农村职业教育的创新成果、农村职教发展和扶贫政策同步的做法，以及墨西哥制定法律、依法保护农村职业教育的合法权益，协调农村职业教育发展、

　惠农政策效果明显的经验[25]。范安平和张释元认为发达国家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机制较为灵活，能有效地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服务，高度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并指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应吸取国外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警惕和防止农村职业教育中的形式主义，突出实践教学，完善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农村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切实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提供有效服务[26]。梁成艾和朱德全介绍了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德国、挪威、韩国、巴西和印度这九个国家的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对它们的经验及其本土化借鉴进行归纳[27]。刘颖认为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它们近十年来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与动向，能为发展我国农村职业教育提供参考和借鉴[28]。王国光介绍了尼日利亚在优化职教行政管理、改革职教课程设置、提升职教师资队伍素质和扩大职教对外交流方面的经验，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反贫困的重要途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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