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作为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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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的作为与策略 ——Overcom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The Practice and Strateg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作

　者：

　马建富

　作者简介：

　马建富(1962- )，江苏理工学院农村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研究方向：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江苏 常州 213001

　原发信息：

　《当代职业教育》(成都)2020 年第 20201 期 第 4-11 页

　内容提要：

　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但依然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职业教育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能够促进劳动力资源重塑，培养创新经济的人力资本；促进转移人口资源质量红利的提高；提升低收入群体就业能力，助力向中产阶层流动；助推特殊人群人力资源开发，挖掘潜在人口红利。为此，中国必须建立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相吻合的教育结构，确保应用型人才供给；构建开放融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支持体系，促进人力资源再开发；强化对弱势群体人力资源的精准开发，挖掘潜在的人力资源红利；积极引导适龄后人群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创生新的人力资源红利。

　Overcom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The Practice and Strategi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关

　键

　词：

　中等收入陷阱/职业教育和培训/人力资源红利/特殊群体

　middle income trap/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human resources dividend/special groups

　期刊名称：

　《职业技术教育》 复印期号：

　2020 年 06 期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54(2020)01-0004-08

　 根据世界银行 2015 年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在 1045～12736 美元之间的国家或地区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然而，自 20 世纪 60年代以来，在全世界 101 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只有韩国、日本、新加坡等 13 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迈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1]而其他如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则落入了人们俗称的“中等收入陷阱”。

　 2012 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了 6000 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专家预测，我国有可能在“十四五”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呈现的诸多迹象表明，我国依然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这一严峻的形势已经引起学界的讨论，更受到了国家决策层的高度关注。2016 年 3 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就将“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作为新的提法写进了“十三五”规划。

　 中国如何能够像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一样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避免像巴西等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那样掉入“陷阱”呢？措施和策略是多样的，也是极其复杂的。综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和教训，积极发展合适的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培训，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和有效策略。本文主要从职业教

　育和培训的视角，探讨职业教育在助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

　 一、我国依然存在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内，难以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行列的状态。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但依然存在落入“陷阱”的可能性。

　 (一)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产业转型升级困难

　 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的是简单的要素动员机制，[2]来促进经济发展。然而，要素供给及要素价格并不是无限供给和一成不变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探寻、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按照国际经验，就是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我国正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抬升、外需减弱，依靠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持续推进经济增长的境况，再加上研发创新能力普遍缺乏，尤其是创新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匮乏，因此，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产业转型和升级，现实的和潜在的困难不可小觑。

　 (二)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居民差距依然

　 曾几何时，中国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国家之一，1981 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 0.29。然而，到了 2008 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峰值 0.491，此后虽逐年下行，2015 年为 0.462，但仍然远远超过 0.40 的国际警戒线。基尼系数高是我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总

　体反映。分配不公的另一个典型表现则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1985 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约为 1.8∶1，而在 2007-2010 年间达到3.3∶1，这一数值高居世界之最。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36396 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3432 元，扣除价格因素，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 2.71。这一问题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能力和进程。

　 (三)人口红利几近消失，未富先老特征明显

　 我国长期以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高强的人口红利，但到了今天，这种优势已经不再。由图 1 可以清晰地看出，2005-2015 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虽然呈现下降趋势，但这一下降趋势在2013 年之后逐渐消失。[3]

　 与此同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据国家统计局信息，60 周岁及以上人口 2409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7.3%。近十年，中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不断增长，同比增速由 2008 年的 3.0%增长至2017 年的 5.5%。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未富先老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将会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包袱。

　图 1 2005-2015 年中国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人抚养比

　 (四)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城镇化质量不高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 58.52%。然而，深度分析城镇化的状态，不难发现，我国城镇化质量不高，主要表

　现为：大量的转移人口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许多转移农民工依然是在低端产业从事低收入的工作，工作的稳定性差；更多的转移人口没有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游荡在城市的边缘；以转移人口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新的城市“贫民窟”也已悄然隐现。据调查，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较弱。进城农民工中，38%的人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分城市类型看，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越弱，对城市生活的适应难度越大。[4]这种人口市民化与城镇化失调的现象正是许多国家未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

　 表 1 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

　认为是本地人的农民工占比(%) 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的农民工占比(%)

　2016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7年

　合计 35.6 38.0 16.0 18.4

　按城市类型分：

　500 万以上城市 15.3 18.7 12.1 14.3

　300 万～500 万人城市 23.9 25.3 14.6 17.5

　100 万～300 万人城市 39.2 43.1 16.1 19.7

　50 万～100 万人城市 46.7 48.7 18.1 20.1

　50 万人以下城市和建制镇 63.0 63.2 21.0 23.0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职业教育作为

　 研究表明，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呈倒“U”型，由于教育具有提高“配置能力”的作用，教育扩展能够通过“扩张效应”(扩大收入分配差

　距)与“抑制效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整个国民的收入分配状况。[5]所以，教育既是导致人们收入差距的根源，也是缩小这种差距的根本，教育是决定和改变人们命运的核心自变量。正因为如此，成功地跨越或者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所采取的方式和具体策略可能有所不同，但共同的路径就是发展教育，尤其是重视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各级各类应用型人才，促进国民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

　 (一)促进劳动力资源重塑，培养创新经济的人力资本

　 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永续的发展动力，就必须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发展，其关键就在于提高技术、知识、劳动者素质、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因为如果还是依靠传统的低人力资本的劳动力难以通过创新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改变这一状态可依赖的路径就是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促进劳动力资源的重塑。

　 所谓劳动力重塑，意指全面提高劳动者在生产、消费、投资和社会建构中的地位，提高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主体的质量和地位，提高劳动者作为消费主体的收入水平和发挥劳动者作为居民主体的作用，使之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纽带，增强其参与和共享经济发展的程度。[6]基于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提高传统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技术素养以及创新能力，具有胜任新的创新经济的能力，从而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与此同时，职业教育是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通过职

　业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或者再生各类劳动者的基础素质、技能素质，提高劳动效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人口红利消退的不利影响；另外，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促进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促进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人群消费能力的普遍提升，从而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发展力。

　 (二)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提高转移人口资源质量红利

　 随着我国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工资上涨为代表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以往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力、工资等低成本优势正逐渐趋于减弱。破解的途径就是进一步释放劳动力，把依然剩余的相当一部分农业人口进一步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与此同时，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也需要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从而为城市工业化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并为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如何才能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呢？这就需要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以及经受城市文明的洗礼。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正是职业教育的巨大作用，使得我国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促进了我国快速的城镇化。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由于城乡居民间的素质差异，出现了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的问题，并可能进一步导致城市中以转移农民工为主体的新的弱势群体——“城市贫民窟”的产生。这一社会发展问题已经隐现，正在成为制约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新的待解难题。根据我国国情，只有通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与

　技能培训，才能提升转移农民工市民化的质量，将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变为人力资源红利。

　 (三)提升低收入群体就业能力，助力向中产阶层流动

　 中产阶层的培育和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学者研究认为，应为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以促进中国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7]在我国，潜在的中产阶层培育对象应是以农民、转移农民工、城市产业工人等为主体的、面广量大的低收入群体。但是，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尤其是技能素质偏低，他们的就业能力差，收入低，由此带来的消费水平也处于最低层次。有关研究显示，2017 年我国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 3805 元，比上年增加 233元，增长 6.5%；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 3173 元，比上年增加 188元，增长 6.3%；[8]2017 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3432 元，扣除价格因素较上年实际增长 7.3%。[9]虽然他们的收入在增加，但依然属于低收入群体，而部分留守农民、大部分残疾人群体更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堪忧，能够改变这个群体收入、生活现状，使他们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能够真正改变其命运的力量是什么呢？

　 对于这些低收入群体，最有利于他们改变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最现实的选择路径是职业教育和培训。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使其掌握就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在当今愈演愈烈的“用工荒”“技工荒”背景下，接受过一定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更易找到就业岗位，更能“立竿见影”地倍增收入，使他们中的一部分贫困群体首先跳出贫困的泥潭，一部分实现向城镇

　的转移，一部分城镇的贫困群体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强的城市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正是职业教育和培训作用的发挥，使得农村广大人群实现向城镇转移的目标或者具有获取高收入就业的机会，使得城乡民众的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四)助推特殊人群人力资源开发，挖掘潜在人口红利

　 如前所述，我国人口红利正在快速消失，如果说我国还有什么潜在的人口红利的话，那么，当属对特殊群体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再开发。这个特殊群体包括：一是留守农民(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他们以低文化、低技能、年龄偏大为特征，但是他们依然“有潜可挖”。二是残疾人群体。无论是从人权的高度或是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必须积极开发的群体。截至 2016 年，我国已办理残疾人证的人口数量达 32194025 人，其中 0～14 岁的有 955300 人，15～59 岁的 18543870 人，60 岁及以上的 12694855 人。[10]这个 3000 多万的特殊群体一方面需要全社会关注，另一方面是一个潜在的人口红利集聚区，值得开发。他们希望通过自食其力，增强自信，增加收入，为社会作尽可能的贡献，赢得社会尊重。三是蚁族群体。这是我国教育体制弊端下形成的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基础，只是由于观念问题以及没有接受到更合适的教育，成为特殊的失业群体。对于这些特殊群体，给予其适当的、合适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就可以使其中的残疾人群体以及留守农民具有就业或者向城镇转移的就业能力，可以使蚁族群体通过智能结构的完善，实现高质量就业。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职业教育应对策略

　 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实现经济系统从要素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向依赖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创新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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