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四川大学形势与政策课课程考试论文（全文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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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大
学
形势与政策课课程考试论文
（形势与政策-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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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
教师评语：
论文成绩：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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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3
二、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首要制度优势 ............................................................................... 3
（一）我国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 ........................................................................... 3 （二）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4 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核心制度优势 ....................................................................................... 4
（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 4 （二）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更符合中国国情 ....................................................................... 5 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基本制度优势 ............................................................................... 5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保障国计民生 ............................................................... 5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 ................................................................... 5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是重要优势 ....................................................................... 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蕴含民族之魂 ............................................................... 6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人民群众共同抗疫的精神纽带 ............................... 6 六、结语 ........................................................................................................................................... 7
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
[摘 要]自 2019 年年末以来，中国遭遇了新冠肺炎的袭击，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在此次抗疫过程中尽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首要优势、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核心优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基本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是重要制度优势。因此，要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效能。
[ [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大疫情；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我国正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1] 。2019 年年末的新冠肺炎成为了各种变化的催化剂——疫情就像一个放大镜和加速器，把缺点和优点都变得更加明显。2020 年 2 月份后，疫情波及到全球，成为了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然而，中西方的抗疫做法及成效均有显著差异。张维为教授甚至将此比喻为一次“开放式、体验式的，关于制度自信的公开课，也是一次以第一人称叙事手法进行的 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有幸见证了：全国所有省、市、县、乡、镇、村、从上到下、各基层公务人员与 14 亿人的调动能力；在重大国家危机中国家机器、国有命脉、国有医院与国企的协调配合能力——军队、警察、医疗、交通、通讯、建设等等；全国 14 亿人在国家有事的时候自己不闹事的能力——证明了中国全社会上下服从共产党的指挥和调动，直接验证了政府和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和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面向全国 14 亿人进行的一次巨大的爱国主义教育、人道主义教育、医疗卫生教育、遵纪法制教育；企业的公益能力、转产能力，也检验了很多公益机构的透明度和执行力；
中国与欧美国家在此次新冠肺疫情防控上态度和效果的差别实质上就是制度的差别。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归纳出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等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出发，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剖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重大疫情方面的制度优势，为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作出理性探讨。
二、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是首要制度优势 （一）我国国家性质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 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政体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是国家
的主人。我国的人民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广泛性体现在民主权利的广泛性和民主主体的广泛性，真实性体现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有制度、法律和物质保障。
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代表组成，人大代表由公民民主选举产生，人大代表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我国政府则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因此，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对人民负责，政府职能首先便是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二）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疫情期间，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将每个个体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创造力，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则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因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首先能够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就使得相对进步的那部分群众能够通过行使权利积极投身到抗疫之中；其次，在先进个人和集体的带动之下，相对落后的那部分人民群众也可以在充分动员和规范组织之下积极投身到抗疫的人民战争中。
抗疫之战，我们看到了东方家国情怀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国之民；同样见证了西方普世价值观下，无法无天的自由民主最终以自由民主的名义倒戈人民。我们看到了公权调度之下，举全国之力、集八方支援的饱和式救援；同样也见证了狭隘的西方人权观变身“Boomer killer”，半百老人无缘“诺亚方舟”。西方的狭隘民主主义可能就是“西方之乱”的根源。
三、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核心制度优势 （一）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此次疫情中，我国的中央集权政体则坚持党的领导，中央集权有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党中央对于国家大事具有绝对的领导权，具有强大的公信力，武汉这座数千万人口的交通枢纽城市能够令行禁止，立刻停止交通运输，控制向外输出病原的出口；14 亿中国人待在家中，闭门不出，街巷上空无一人，将病毒“闷死”；空军紧急运输设备和物资数万吨；数万名医生奔赴前线；召集大量的工人投入到一线的工程建设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仅用了十余天便完成了建设；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区工作者投入到抗击疫情的一线为人民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无数人为打赢抗击疫情战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名状的联系。是令人热泪盈眶的集体主义和无私奉献。民心向背方可举国之力，集中力量，才能推动整个疫情向好发展，也才有可能渡过比疫情更大的难关。在面临巨大灾难之时，国家能有强大执行力，无疑是我们巨大的制度优势。
（二）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治更符合中国国情 而西方社会多党交替执政，竞争普选；在宣扬其民主思想时，西方社会将资产阶级民主观的基本内涵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民主制度普世化、神圣化、永恒化。这种民主的解读，实际上违背了民主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特征。此次疫情我们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政府缺乏执行力和公信力。在日本首相宣布学校停学之后，仍有地方上的教育部门继续组织学生上课；在意大利，当政府宣布停止学校停课，学生们竟然在街区上举办游行庆祝学校放假，将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在德国，数百人的音乐会仍在举行。
因此，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下，我国在抗疫之时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党集中调度，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将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彻底发挥和充分彰显。
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基本制度优势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能够保障国计民生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生计的行业和领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这次疫情中，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发挥出了非公有制经济难以做到的功能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展现出了远远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在公有制之下，医院卫生所等各种公共医疗部门才能不计经济效益，全力治疗新冠肺炎患者。大型国有企业才能够说出“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的口号，才有可能在人们交不上费的情况下也能保证通水通电供暖。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全力为疫区捐款捐物，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一切号召、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一切方针，甚至牺牲企业利益以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兼顾公平与效率 西方社会在经济上主张自由市场调节和私有化，反对政府和国家干预；在资源配置上也要求实现最优配置，从而实现主体利益最大化。而这里的主体实际上就是各大财团。在中国试图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之时，西方政府正被财团绑架，优先满足财团的需求和利益。
在美国股市震荡之时，财团反哺政客，政府官员通过内幕信息提前抛售股票，并不惜对人民的财富落井下石。疫情全面爆发之时，政客保护财团。美国一直致力于复工复产，特朗普的支持者、70 岁的德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呼吁：“我只是觉得这个国家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祖父母…下周我将满 70岁。我们所有人都关心的、最爱的就是那些孩子。我要传达的信息是：让我们回去工作吧。让我们继续生活吧。让我们聪明一点，我们这些 70 岁以上的人，我们会照顾好自己，但不会牺牲国家。别干那事，不要毁了伟大的美国梦”，全然不顾普通群众是否与他们一样都拥有相似的财富、地位、医疗保障和抗风险能力。
而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方式，但又容纳了计划经济的合理内涵，既能充分发挥出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性优势，又能充分发挥出政府配置资源的有序性优势，在动态中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做出的抗疫部署，如“强化医疗物资等的供应保障，充分调动口罩、医用防护服生产企业的积极性”，既依赖于市场经济对供求关系的调节，又依赖于政府对物价的宏观调控和对不法商贩的严厉打击；“加快推动企业复工达产，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扩大产能或转产”，既依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链、企业链，又依赖于政府的宏观调控、对相关行业企业的帮扶与支持；“解决缺员工、缺设备、缺原材料和资金紧张等问题”，既依赖于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又依赖于国家对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资本和国营企业的直接管理，等。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体系是重要优势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蕴含民族之魂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3]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既包含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包含了近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之魂。
以道德作为终极价值的轴心文明，熔炼了中华人民从古至今始终不变的顽强奋斗、自强不息、自我救赎，而这种救赎体现在集体中，就是中华民族精神核心——爱国主义是。爱国主义也成为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因此，中国没有类似西方上帝一样的人格神信仰，而是以道德为终极价值，依靠自己的修养和努力实现。大禹治水中，抗击洪水，拯救部族是崇高的道德实践目标，实现手段就是依靠自己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和努力。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人民群众共同抗疫的精神纽带 如果把中国人的思想代入诺亚方舟的故事，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诺亚应该会苦苦请求上帝改变主意，放过人类和世界。如果上帝不同意，诺亚应该会号召大家一起来造方舟，一起度过难关，而断不会一家人躲进方舟，任由世界灭亡。但这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文明内核相违背，西方的基督教世界将灵魂救赎作为终极价值，因此，面对这类自然灾害，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