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心得范文(通用3篇)

一把，汉语词汇。拼音：yī bǎ释义：1、用手抓住。2、物品握满一手的分量。3、形容年岁大，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心得3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心得3篇

【篇1】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心得

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总堡乡党委书记上党课讲稿

各位党员：

大家上午好！为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提升党员理论知识水平，以增强党员党性培养为目标，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一堂主题党课，党课的题目是《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一、新农村建设

什么是新农村，这个词放到十几年前，人们肯定是一头雾水，不甚其解。但现在人们习惯于这样的说法了，建设新农村成了最近几年最为响亮的口号。

新农村建设含义：新农村，应该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小康社会“新农村”的范畴。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息息相关。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客观必然，是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而提出的战略举措，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历史任务。

二、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我乡的新农村建设任务艰巨，能否顺利推进，要看各村村“两委”班子，也要看在座的党员。如果村里党员都团结起来，可以说无论开展什么样的工作，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不成的目标。下面我就党员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给大家提几点希望：

1、当一个宣讲员，成为宣传政策的模范。

当前，广大村民对 “三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各项涉农法律法规等了解不多、认识不深，有的甚至一无所知，错失了机遇，制约了发展。这就要求我乡的党员要注重学习研究，做村民的“政策通”，积极向村民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认真学习中央和省委出台的“三农”文件，里面有许多优惠，把这些优惠告诉群众，让他们利用政策、获得优惠，发展致富。并通过基层广播、宣传栏等阵地，全方位、多层次的宣讲，让村民知国策，懂政策，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享受优惠政策。

2、当一个帮扶员，成为扶贫带富的模范。

在具体的工作和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只有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模范带动作用，开展传帮带，从思想上引、路子上教、资金上帮，才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奔小康，促进农村和谐发展。做为一个党员，要从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动上深入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生活上关心群众，充分发挥各自长处，积极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要在农业生产、技术、信息等方面给群众进行帮扶，促进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3、当一个管理员，成为开展环境卫生保洁工程的模范。

环境卫生保洁工程是民和县自去年开始的重点工作之一。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我乡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力求创造优美洁净的农村人居环境。为此，在总垣、中垣、高家、三垣、垣坡、三家等村配备保洁专职人员,对村内卫生进行定期清理，通过整治大大改善了环境，人居环境明显优化。可不少村民由于受落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垃圾乱堆乱放、不讲究卫生。所以，大家要在环境卫生建设上争当“示范户”和环境卫生的“管理员”，成为建设生态家园的模范。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通过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广大党员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从我做起，形成讲卫生、讲文明、讲道德的良好风气，使广大群众在思想上对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我乡的新农村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既面临难得的宏观环境和有利条件，又面临复杂的矛盾问题和制约因素。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始终与时俱进谋划农村改革，始终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推进农村发展，始终坚持执政为民增进农民福祉。只要我们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一定能加快推进我乡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篇2】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心得

重庆和北京的党代会即将召开，在已完成换届的29个省（区、市）中，共产生新一轮省级党委常委377名。

377位常委，成为领导和推动各省（区、市）发展的中坚力量，最终汇聚成中国发展的新速度。

377位常委，他们上学时学的什么专业？他们找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他们中有多少是重庆人……本报逐一进行了梳理、分析。

这些新当选的常委，上学时第一学历主要都选的什么专业？总体分析来看，这些常委中上学时选择文科的明显多于理科，文理科比大致为7：5。

49个常委学习中文

我们一般都认为学文科就业面窄，不好找工作。但从我们目前查证到的资料来看，已完成换届的各省（区、市）常委第一学历中，文科有147人，理工科为103人。

据查到的资料来看，广东省常委中，文科为第一学历的人数最多，有8人；其次是广西13个常委里有7人学中文；内蒙古也有7人。

其中，文科里选择最多的专业是文史哲和经济学。选中文的有49人，其中47人学习的是汉语言文学，其中有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连辑，甘肃省副省长咸辉，河南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邓凯，青海省委宣传部部长吉狄马加

吉狄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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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经济学有29人，其中绝大多数学习的是政治经济学，如天津市委组织部部长尹德明、福建省副省长陈桦、安徽省省长李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杨新力等。

除此之外还有历史学的16人，哲学的14人，政治学的12人，法学的9人。

理工科专业分布丰富而且均匀

理工科的专业分布丰富而且均匀，常委选择相对较多的专业分别是：机械专业17人，地矿专业12人，交通运输专业6人，统计学专业6人，物理学专业5人，兽医畜牧专业4人，化工与制药专业4人，仪器仪表专业4人。

机械专业学习的人数最多，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江西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尚勇，福州市委书记杨岳等。

陕西省、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理科常委最多，都有6人，如，陕西省省长赵正永学的是材料系金属物理专业、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学的是计算机科学和工程专业、副省长江泽林学的是农业机械专业、西安市委书记魏民洲学的是机械制造工艺专业、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学的是金属材料热处理（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省委宣传部部长景俊海学的是应用物理专业。

读师范类院校的有51位常委

各省（区、市）新一届常委中，第一学历的院校也有很明显的特点：师范类院校占的比例最大，有51人。

其中，海南省委常委中有5人的第一学历都是师范类院校，分别为：省委书记罗保铭、省长蒋定之、省委副书记李宪生、省委宣传部部长许俊、副省长谭力。

此外，上海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山东省、湖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常委中，第一学历选择师范类院校的都分别有3人。

在海南省的5位第一学历选择师范院校的常委中，只有许俊和谭力毕业后有过学校经历。许俊曾在海南黎族自治州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师，团委副书记、书记，学生科科长，宣传部部长。而谭力也有过在四川宜宾地区教育局工作，后到四川省委第二党校行政管理学教研室工作的经历。

只有天津、江西、山西的常委中第一学历没有选择师范院校的。

在新产生的377个常委中，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他们是如何起步完成人生飞跃的？通过盘点他们的公开履历，我们发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其实大多也非常普通，教师、家具厂工人、编辑、供销社营业员……

超半数常委从基层做起

在已完成换届的29个省区市中，共产生常委377个。除去10个没有查证到其第一份工作履历外，其余367个常委中，第一份工作从基层做起的有189个，超过总数的一半。

王俊莲，女，43年前，她从辽宁省西丰县的一家供销社营业员做起，现在任辽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赵克志，现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而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山东莱西县的一名民办教师。值得一提的是，各省区市党委一把手中，从基层做起的也达到了16个，同样超过总数的一半。

12人直接进中央部委工作

而第一份工作从省会以上城市起步的常委达178个，略微少于基层，约占总数的48.8%。

其中，毕业后直接进入中央部委机构的有12个，分别是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湖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湖南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肇雄；天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尹德明等。他们所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分别是在国家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煤炭部干部司技术干部管理处；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处等。

政府机构最受“欢迎”

从常委第一份工作的特点来看，进入政府机构的占比最多，有106人进入政府机构，约占29%。其中，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1974年9月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安徽省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和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工作，后历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国务院副秘书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

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金第一份工作是在云南省楚雄州计经委工作，天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长喜第一份工作进入天津市红桥区教育局政工组工作。

75人曾下乡当知青锻炼

除了政府机构外，知青的占比（约占20%）排在次席，达到75个。当年的下乡知青，有5个成为省委书记，分别是辽宁的王珉、湖南的周强、河南的卢展工、广西的郭声琨、湖北的李鸿忠。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省区市都有常委曾经下乡当过知青，最多的甘肃13个常委中有6人曾是知青，广西也有5个常委曾当过知青。

8人选择进钢铁公司工作

此外，选择工厂或企业作为第一工作的人数为70个，约占19%。

其中，8人第一份工作选择了钢铁公司。分别是辽宁省委常委、省总工会主席赵国红（辽宁省本溪钢铁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马飚（广西柳州钢铁厂），安徽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炯（武汉钢铁公司冷轧厂），河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史济春（安阳钢铁公司），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虞海燕（新疆钢铁公司），福建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张昌平（湖南省湘潭钢铁厂），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副主席秦宜智（攀钢动力厂），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杭钢技术开发处）。

50人当教师 49人进部队

另外，选择当老师的人数为50人。

进入部队的人数为49人，其中有26人后来成为军区政委或司令员。

在第一份工作当老师的人群中，选择留校的有20人，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秀领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留校执教。

而山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兆前从山东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专业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后从山东工业大学副校长一职上转任山东省经贸委副主任，从此踏上仕途。

第一份工作选择进部队的49人中，其中还包括7位省区党委书记，分别是山东的姜异康、江苏的罗志军、青海的强卫、海南的罗保铭、新疆的张春贤、西藏的陈全国、浙江的赵洪祝。

1968年出生，44岁，福州市委书记杨岳，是目前省级班子中最年轻的常委。

这轮全国党委换届，60后干部开始大量进入各省区市常委班子，与50后并肩成为领导各地的中坚力量，领导班子呈进一步年轻化趋势。

贵州60后常委人数首超50后

在已经完成换届的29个省区市中，除了辽宁省军区政委张林外，其他有资料可查的376个常委中，年龄结构变化也很明显。

其中，40后常委有6人，占1.6%；50后常委有259人，占68.9%；60后常委有111人，占29.5%。

每个省平均有接近3个60后常委的占比，使各地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更趋年轻化。贵州的13个常委，60后常委就占7个，首次超过50后常委的人数。其中，遵义、毕节、铜仁3个贵州的重点城市，其市委书记均进入省委常委班子，也均是年富力强的60后干部。

此外，内蒙古自治区的12个常委中，50后与60后常委各占一半。安徽、西藏、黑龙江、新疆等，也已经有接近一半是60后常委。

从年龄结构来看，40后常委已经很少，50后、60后常委是各地中坚，尤其是60后开始纷纷走上前台，在各地或各部门中担当要职。

常委平均年龄54.84岁

376个常委，平均年龄为54.84岁。60岁及以上的常委，共有30个，仅占7.98%。

在29个省区市中，有13个省区市的常委平均年龄均低于54.84岁的平均年龄，其中新疆15个常委的平均年龄只有53.13岁，班子最年轻。

而49岁的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不仅是目前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他带领的班子平均年龄也只有53.58岁，仅比新疆的平均年龄稍高一点，其常委成员中的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庄严、长春市委书记高广滨、吉林延边州委书记张安顺等3人，均还不到50岁。

最年轻常委44岁

辽宁人杨岳，生于1968年7月，年仅44岁已是福州市委书记，也是省级党委中目前最年轻的常委。

从其履历来看，杨岳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18岁考入清华大学，学的是精密仪器与机械学。毕业后继续在清华大学读研，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在清华期间，他就曾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校政治辅导员、全国学联主席等职务，毕业后留校工作。

2000年，32岁的他就调北京市通州区任区委副书记，1年后调团中央工作，后从团中央调往福建，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等职。

此外，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庄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兼区党委政法委书记邓小刚都是45岁。在376个常委中，年龄还不到50岁的有38个，占10.1%，还有生于1962年，今年刚好50岁的常委也有28个。这样总体计算，年龄在50岁及其以下的常委就有66个，占比达到17.55%。

中国历来提倡“学而优则仕”，但凡踏上仕途必先苦读。在南京的江南贡院里，有一个清代各省夺魁榜，吸引着大江南北的游客。上面统计了清代各省夺得状元、榜眼、探花的人数排名，其中江苏、浙江、安徽（这三个省在旧时通常被称为江南）位列前三，江苏产生过49个状元，浙江产生过20个状元，安徽产生了9个，江南的状元数量占了全国一半，而位居第四的是山东，产生了6个状元。

在目前已开完党代会的29个省（区、市），产生的377名常委中，哪个省的人又最多呢？

山东籍常委遍布21个省区市

从简历中的籍贯来看，山东籍的常委就有52人，占常委总人数的13.8%名列全国首位。这52人主要分布在21个省，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天津、新疆、安徽、四川、上海、浙江、海南8个省市区没有山东籍常委。山东人在外地任常委的，黑龙江省的山东籍常委最多，有5人，其次是河北省4人，辽宁、江苏、湖北都是3人。

排在第二的是河北人，河北籍的常委有28人，分布在14个省（市、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天津、新疆、江西、福建、河南、江苏、安徽、四川、山东、上海、河北、贵州、黑龙江。其中除了河北省常委有5个本省籍之外，天津有4人，江苏有3人。

此外，江苏籍的25人，浙江籍的25人，河南籍的21人。

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黄燕明、

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都是北京籍

上海籍的常委只有2人，且都在本地任职：上海纪委书记杨晓渡、上海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

北京籍的常委有3人，分别是：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黄燕明、山西省委副书记金道铭、西藏自治区纪委书记金书波。

此外，宁夏回族自治区籍4人；海南籍4人；西藏自治区籍4人。

山东13位常委9个都是本地人

大约2/3的常委籍贯不在本地，一共有247人（有两人籍贯根据目前的资料无法确定），而出自本省（市、自治区）的常委有127人。常委籍贯在本省人数最多的是山东，占到了9人，只有4人的籍贯在外省。籍贯在本省市的常委，人数最少的是天津，只有1人；上海、海南、黑龙江、甘肃，分别有2人。

籍贯在本省的常委人数和在外省市人数相当的省份是：陕西省常委12人，省内和省外各占6名。

4个县市都出了2个省级常委

在统计整理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同一个省中，还有的两个常委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乡，比如辽宁纪委书记王俊莲和沈阳市委书记曾维的籍贯都是辽宁西丰；黑龙江省宣传部长张效廉和黑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马学义的籍贯都是山东梁山；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张越和河北省委秘书长景春华的籍贯都是山东广饶；山东省省长姜大明和山东省委副书记王军民的籍贯都是山东荣成。

各省区市常委人数及籍贯所在地比例

省份 常委人数 籍贯在本省区市 籍贯在外省区市

内蒙古 12人 4人 8人

海南 12人 2人 10人

湖南 13人 6人 7人

贵州 13人 3人 10人

广西 13人 5人 8人

辽宁 13人 6人 7人

云南 13人 6人 7人

黑龙江 13人 2人 11人

西藏 15人 4人 11人

河北 13人 5人 8人

广东 13人 4人 9人

天津 13人 1人 12人

上海 12人 2人 10人

新疆 15人 5人 10人

江苏 13人 5人 8人

江西 13人 5人 8人

福建 13人 4人 9人

甘肃 13人 2人 11人

山东 13人 9人 4人

河南 13人 5人 8人

吉林 13人 4人 9人

安徽 13人 5人 8人

四川 12人 4人 8人

青海 14人 3人 11人

陕西 12人 6人 6人

山西 13人 7人 6人

宁夏 13人 3人 9人

（有一人无法查证籍贯）

浙江 13人 5人 8人

湖北 13人 6人 6人

（有一人无法查证籍贯）

377名常委中各省市区籍人数对比（单位：人）

内蒙古自治区 5

海南籍常委 4

湖南籍常委 17

贵州籍常委 6

广西籍常委 8

辽宁籍常委 18

云南籍常委 10

黑龙江籍常委 7

西藏自治区籍常委 4

河北籍常委 28

广东籍常委 7

天津籍常委 5

上海籍常委 2

新疆籍常委 5

江苏籍常委 25

江西籍常委 9

福建籍常委 11

甘肃籍常委 5

河南籍常委 21

吉林籍常委 9

安徽籍常委 16

四川籍常委12

青海籍常委 5

陕西籍常委 15

山西籍常委 14

宁夏回族自治区籍常委 4

浙江籍常委 25

湖北籍常委 20

重庆籍常委 3

北京籍常委 3

山东籍常委 52

省委常委换届中的纪委书记人选一直备受关注，事实上，近年来，省级纪委书记异地调任的力度不断加大。我们统计发现，从去年底到现在换届，已完成换届的29个省区市中，目前“空降”省纪委书记已有16人。此次换届期间，各省级纪委书记由异地“空降”已渐成常规化的调整方式。

纪委书记平均年龄57岁

29名现任纪委书记中，有24人的户籍在外地。就查证到的履历资料来看，8人第一学历选择理工科，8人选择文科。如选择文科的有：西藏纪委书记金书波学习的是历史、内蒙古纪委书记张力学习的是中文、云南纪委书记辛维光学习的是哲学、湖北纪委书记侯长安学习的是历史专业等等。

选择理科的有：新疆纪委书记宋爱荣选择的是无机化工、青海纪委书记多杰热旦选择的是畜牧兽医、山西纪委书记李兆前选择的是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广西纪委书记石生龙选择的是金属材料专业、江西纪委书记尚勇选择的是机械制造、福建纪委书记张昌平选择的是炼钢等等。

从年龄结构来看，29名现任纪委书记平均年龄57岁，其中最年长的是1951年出生的河北纪委书记臧胜业和辽宁纪委书记王俊莲。最年轻的则是甘肃纪委书记，1965年出生，才47岁的张晓兰。

地方交流型有10人

目前的中国16位“空降”省纪委书记，可明显地分为地方交流和中央下派两类。

其中10人为地方交流，除海南纪委书记马勇霞是在2007年到海南，担任过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之外，其余的常委在就任该省纪委书记时，都没有当地任职经历。同时被异地调任的干部中，多选择的是在同一地方长期工作的干部。

中央部委空降型有6人

可归为中央下派的有：甘肃纪委书记张晓兰、四川纪委书记王怀臣、广西纪委书记石生龙、河南纪委书记尹晋华、江西纪委书记尚勇、天津纪委书记臧献甫。这6人中，天津市纪委书记臧献甫此前长期在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等中央机关任职。

2008年8月，尚勇调任江西省纪委书记。而此前履历上并未显示出纪检工作背景的尚勇，在调任江西以前，于2007年10月当选为中央纪委委员。

本地成长型有5人

本地成长起来的纪委书记有5人。其中，新疆纪委书记宋爱荣和西藏纪委书记金书波虽不是当地人，但从他们工作到从政一直都在当地。

而青海纪委书记多杰热旦、陕西纪委书记郭永平、辽宁纪委书记王俊莲则是当地户籍，从学习到工作，再到从政，工作地点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当地。

也有纪委书记在当地已任职较长时间

还有一部分是籍贯不在本地，但长期在当地工作，有7人，其中，河北省纪委书记臧胜业是由外地调任后，留在当地工作已有十多年；另外6位虽然籍贯是外地，但一直在当地工作。

在已经完成换届的29个省区市中，除上海、陕西、四川暂缺外，其余26个省市区均有省军区级领导进入常委行列。

7位是司令员19位是政委

在常委们的公开履历中，26位戎装常委其中7位是司令员、19位是政委，政委的比例超过7成。从年龄上看，除辽宁的张林没查证到出生年月外，其余的戎装常委均是“50后”，1954年和1955年出生的最多，均达到了8个，1953年 出生的最少，为1个。

在26位戎装常委中，其中有7位是新晋的，分别是安徽的宋海航、广西的龙义和、甘肃的傅传玉、广东的黄善春、吉林的陈红海、青海的武玉德、海南的谭本宏，年龄都超过55岁，有4位为57岁。

从战士到少将 用32年的最多

综观进入省区市常委的省军区级领导，26个戎装常委中有1个是中将，25个是少将，中将为西藏的杨金山，2011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6人都是从战士做起，一步一步，做到了现在的省军区司令员或政委。

除新疆、黑龙江、河北、贵州、辽宁5地，或缺少晋升少将的时间，或缺少入伍的时间外，在其余21个省区市中，从入伍到晋升少将军衔的时间，最长的用了37年，最短的用了30年，各有1人。短的是天津的廖可铎，他1978年参军，历经班长、排长、指导员、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处长、副部长等，2008年7月晋升为少将军衔。最长的是河南的周和平，他1972年12月入伍，2009年7月晋升少将军衔。而从战士到少将这一过程用了32年的则最多，达到5人。

6戎装常委排副书记后第1名

关于戎装常委的排序，有的排名在秘书长、统战部长之前，如山东军区政委刘从良、黑龙江军区政委马学义。江西军区政委陶正明则排在统战部长、宣传部长之前，河南军区政委周和平排在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前面，而宁夏军区政委王志宏则排在统战部长、纪委书记、组织部长之前。

山西军区政委张少华排在政法委书记、统战部长、秘书长前面，排在常务副省长、宣传部长、副省长、组织部长、纪委书记之后。

更有一些省区市的省军区级领导被排在除书记、副书记后的第1名，如新疆军区司令员彭勇、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刘志刚、福建军区政委朱生岭、天津警备区政委廖可铎、河北军区司令员史鲁泽、广西军区司令员龙义和。

已完成换届的29省区市产生了377名常委，其中新面孔有77名，除了新疆在换届时维持原来阵型不变，其他28个省区市均有新鲜血液进入常委班子。

安徽新常委最多 有5个

本轮换届中，安徽有5人首次担任省委常委，比例最多，分别是1964年出生的宣传部长唐承沛、1958年出生的统战部长沈素琍、1955年出生的省军区政委宋海航、1962年出生的省委秘书长陈树隆和合肥市委书记吴存荣。

除安徽的5人外，河南、黑龙江、贵州、甘肃、海南、浙江6省区市有4位“新人”，并列排在第二位。

广西、福建、云南、上海、广东、陕西、吉林、山东、青海则有3位“新常委”。而江西、山西、江苏、河北、内蒙古、湖南、西藏、天津和湖北有两位。辽宁、四川、宁夏则只有1人首次入选。

年龄最小的今年45岁

在77名新晋常委中，1955年出生的占绝对主导地位，达到11人。

共有40位“60后”常委，超过了一半，其中年龄最小的西藏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小刚，吉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庄严，只有45岁。江苏、贵州、西藏、四川、宁夏出现的新面孔均为60后。

“50”后常委共有37人，年龄最大的今年58岁，有4位，分别是陕西省政法委书记安东，福建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增添，海南副省长姜斯宪，广西军区司令员龙义和。

担任的职务分布广泛

新晋省委常委担任的职务分布广泛，有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宣传部长、省会市委书记、非省会市委书记、纪委书记、军区司令员或政委等。

其中，担任非省会市委书记的人数最多，为13人，比如内蒙古的杜梓担任通辽市委书记，四川的吴靖平担任绵阳市委书记，广东的李嘉担任珠海市委书记等。

其次是秘书长，为12人。副省长有11人，排在第三。军区司令员或政委、统战部长各有8人，并列排第四。

新晋者1/3为市委书记

新晋的常委多来自地方一把手。据不完全统计，在新晋的77位常委中，有25名以前为市（州）委书记，比如宁夏固原市委书记，安徽合肥市委书记，河南周口市委书记，济源市委书记，山西吕梁市委书记，广东珠海市委书记等。

此外，省会城市的市委副书记也成为省委常委的“后备军”，本次新晋者中共有3名来自省会市委副书记。

副省长（直辖市副市长）亦是省委常委席位的重要人选。18名副省长（直辖市副市长）通过换届选举进入常委。福建省新晋者叶双瑜、苏增添、张志南“入常”前均为副省长，“入常”后，前二者分别担任省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后者维持不变。

值得关注的是，4名有着法院、检察院背景的官员进入省委常委，他们分别是山西的王建明、西藏的罗布顿珠、海南的马勇霞、陕西的安东，其中安东在晋级省委常委后，还兼任陕西省委政法委书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换届以后

调任这些省区的“新人”

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斌：1954年10月生，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

安徽省委常委曹征海：1960年3月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调入。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1962年11月生，原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梁田庚：1960年5月生，原农业部党组成员兼人事劳动司司长。

湖南省委常委许又声：1957年生，曾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姚亚平：1955年11月生，任命前是江西宣传部长。

除个别自治区外，一般省市现均配备13名常委，并按照要求至少保证一个名额是女干部，但也有在女常委退休、调任等情况时出现空缺的。据统计，在从去年下半年至今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换届中，共有35位女常委，约占常委总人数的9.3%。

江苏女常委最多有3位

目前全国已召开完党代会的29个省市区中，除西藏自治区因调任暂时空缺，均至少有一名女性省委常委，江苏省多达3名，辽宁、安徽、贵州、甘肃、福建各有两人。

这35人中，职务最高的是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女省长也有1位，即安徽的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斌。此外，还有上海的殷一璀，也担任市委副书记要职。

从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来看，以专业论，女性干部不同于男性的一点是，35人中仅有8人第一学历选择了农林等理科专业，有17人第一学历选择文科，又以中文和汉语言为主。

有3位女常委不到50岁

籍贯来看，35位女常委中，有15位是本省市区的籍贯，20人的籍贯在外地。

从年龄结构来看，35名女常委平均年龄54岁。其中最年长的是1950年出生的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最年轻的则是甘肃的张晓兰，生于1965年11月，她也是最年轻的省纪委书记。此外还有河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田向利、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2人均为49岁。3名40多岁的女常委，占女性常委总数的8.6%。

12人最初都是在学校工作

从女性常委的发展履历来看，参加工作后最初涉足的领域，我们发现，有12名女常委和各类学校有所关联。

首先是毕业留校的，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新疆纪委书记宋爱荣、天津妇女联合会主席朱丽萍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

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和安徽省省长李斌曾分别在华东师范大学、长春教育学院任教，此二人分别拥有硕士和博士文凭。

曾在中小学任教的则有四川省总工会主席李登菊、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刘慧、湖南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和浙江省副省长葛慧君。此外，贵州省副省长谌贻琴从贵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在贵州省委党校任教研室助教、讲师。

主管工作集中于统战、宣传、纪委部门

有人认为女性干部适合从事组织、纪委、宣传、统战、工会、妇联等工作，在现任女性常委中，35人中有统战部长6人，纪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各5人，组织部长2人，总工会主席3人，共21人。

然而，也有女性干部活跃在省委副书记，乃至公安厅长的位置上。例如，上海的殷一璀是上海市委副书记。

还有云南的李江、甘肃的咸辉、福建的陈桦、浙江的葛慧君、贵州的谌贻琴等都担任着当地的副省长，分管一方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江西的舒晓琴，法学学士出身的她现年56岁，长期在江西县市一级担任党政职务，在2001年12月，她卸去景德镇市委书记一职后，担任了江西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2008年又加上了省公安厅厅长的职务，之后又把武警江西总队第一书记的担子挑在肩上，颇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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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张晓兰，籍贯是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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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曾任重庆市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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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曾在重庆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习

已完成换届的29个省区市，共产生377名常委，其中，有3位是重庆本地人，有4位在重庆工作过，还有7位在重庆上的大学。所以他们中可能还有你的同事、同学或是朋友。

3个重庆人外地任常委

张晓兰：（甘肃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在高新区工作的人，很多应该对张晓兰都还有印象。如今，47岁的张晓兰任甘肃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她，籍贯是重庆。

1982年，17岁的张晓兰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物理学专业，4年后继续在川大学习，获得理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光学机械研究所工作，任助理工程师。在光学机械研究所工作时，她还曾借调到重庆市科委政治处工作过一段时间。

重庆高新技术开发区成立后，张晓兰调到高新区，历任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党工委委员兼招商局局长等职务。

谭力：（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工委书记）

另一个重庆人谭力，一说大家可能也有记忆，汶川地震时，他正是重灾区绵阳的市委书记。57岁的谭力，不仅是重庆人，大学也是在重庆上的，1979年考入重庆师范学院政史系政史专业学习。

周新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周新建，重庆人，57岁，1975年在当时的四川省重庆市巴县栋青公社当了3年知青，后考入西南石油学院。其后在石油部、中组部任职，2010年调往广西壮族自治区任党委组织部部长，2011年开始进入常委。

4位常委在重庆工作过

汪洋：（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

2005年，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机关党组副书记的汪洋，调任重庆市委书记。

也正是在主政重庆期间，汪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调往广东。

姜异康：（山东省委书记）

姜异康是2002年从中央办公厅调来重庆工作，任重庆市委副书记。

2006年调回北京，任国家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08年回到他的家乡山东，任省委书记。

朱明国：（广东省委副书记）

朱明国，55岁。2001年来到重庆，任重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2002年后任重庆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2006年，朱明国回到他曾工作过的广东，现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孙瑞彬：（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

孙瑞彬是1999年从邯郸钢铁总厂，调到重庆特钢集团，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00年起历任重庆市万盛区副区长、代区长、区长、区委书记。2005年，调往河北任沧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邯郸市委书记，河北省副省长等职，现在是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

7人在重庆读大学

向巴平措：（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2年，向巴平措在重庆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习，1975年10月毕业。

秦宜智：（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47岁的秦宜智，是河南新乡人。1991到1994年，他到重庆大学热力工程系热能工程专业学习。

周强：（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78年，周强来到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学习，本科毕业后继续在西政读研，民法专业。

陈文清：（福建省委副书记）

陈文清，1980年进入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学习。

熊选国：（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熊选国，1981年9月至1988年8月，他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学习。

杨成熙：（云南省委常委，省军区政治委员）

贵州遵义人，2002~2004在西南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学习。

尹晋华：（ 河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尹晋华于1999年9月~2001年7月西南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研究生结业，曾在司法部工作。

【篇3】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心得

浅谈如何实现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

“一把手”，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一个领导班子的核心，对一个单位各项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一把手”个人素质的高低，权力运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其本人的前途与形象，而且直接关系到单位的兴衰成败。如果对“一把手”监督不力或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就很容易滋生腐败，于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甚至生命，于国、于民则造成巨大甚至无法弥补的经济损失。因此，搞好对“一把手”的监督是一项利国利民大事。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在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案件中，涉及党政“一把手”的案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更高。2010年到2011年上半年，广东省检察机关立案侦察的1852起涉及职务犯罪的案件中，约有50%的案件涉及到企事单位的负责人，有些市甚至占到了70%。可见对“一把手”的监督已经到了必须加强，不加强不行的地步。

2004年，中共中央就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条例》规定了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首次把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确定监督的重点，这为我们实现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监督呢？

一、培养领导干部接受监督和群众进行监督的意识，是做到有效监督前提

“一把手”的特点就是在本单位或部门，他是绝对权威，级别最高，排在首位。民间有一句话叫：老大难、老大难，老大过问就不难，这句话足以证明“一把手”的影响力。正是因为这种“一把手”相对的绝对权威，造成了监督的无力。在官场上，由于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作祟，一旦当上“一把手”，就大权独揽。前不久，在某一地方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某公司加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实行财务报销一支笔，全部由公司经理签字……其实这样的报道以前是十分常见的，表面上看是该单位管理严格，实则是实行“一把手”独权制。有句话叫，“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虽然说的过于绝对，但“一把手”的这种绝对权威，严重制约了有效监督的实现，是反腐工作中的一大顽疾。那些大搞财务一支笔，用人一言堂，大权一把抓的“一把手”，难保不出问题。电视连续剧《绝对权力》主人公齐全盛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笔者认为齐全盛是党员领导干部中的佼佼者，能够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保持高风亮节的党员形象。然而在他以绝对的权力实现他宏伟理想抱负的时候，不知不觉间也造就了白可树、赵芬芳等一批腐败分子，女儿和妻子被白可树等腐败分子拉下水，给国家造成了巨额损失，给党和政府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可见防治腐败光靠自觉是不够的，必须加强监督。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而言，一定要克服监督使权威受损的想法，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努力培养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正确认识和对待组织和群众的监督，把自己置于组织和群众监督得着，易于监督的位置，这既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也是对党和人民负责。

在监督体系中，作为监督主体的每一名党员、群众明哲保身的态度，也是监督权力得不到有效行使的主要症结之一。世人流传的“监督上级官位难保，监督同级关系难搞，监督下级选票减少”的消极言论，就是这一态度的鲜明写照。在我们查办信访举报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举报是相关人员因内部矛盾，出于报复心理进行举报的，而并非是出于公心和正义。这也说明，我们的部分党员和群众在监督问题上处于麻木状态，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的存在使各项监督制度和机制难以得到切实的落实。因此，存在“一人腐败在一定范围内尽人皆知，却相安无事”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首先，要有良好的监督制度。如，建立先进的权力监督运行机制，把领导干部廉政情况与单位职员利益挂钩；建立奖励举报人员管理规定，对有功人员进行重奖等方式鼓励和引导群众进行监督。其次，要对群众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要通过教育，使党员、群众树立起公心和正义感，改变现存的不正确的观念。观念决定一切，只有思想观念发生根本的变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愿监督，不敢监督，不肯监督的问题。

二、搞好权力运行机制是改革，以权制权，是做到有效监督关键

有人说，一整套好的监督制度对实现有效监督十分必要。这是肯定的，但笔者认为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必须以合理的权力配置为基础，否则再好的制度都是一纸空文。我们从来就不缺乏监督制度，上到中央下到具体单位部门都制订了很多相关的管理制度，然而腐败现象并没有因为制度的健全而大幅下降，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些制度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如原沈阳“慕、马”大案带出来的，沈阳市物价局局长王秀珍腐败案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沈阳市物价局共制定各种规章制度49项计150多条，分别以《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沈阳市物价局管理制度》汇编成册，并人手一份。然而，这些制度只能约束副局长以下的机关干部，惟独约束不了原“一把手”王秀珍，用物价局机关干部的话说，“各项规章制度对王秀珍仅是一纸空文”而已。正是手中权力的无限制扩张，随意侵占和挪用公款，最终成为“阶下囚”。所以要想把监督工作搞好，首先要适当分权，实行三权分立以权制权，这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是做到有效监督关键。合理设置权力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对“一把手”等领导干部，是一种特有的保护和关爱。在世界上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以权制权是预防和防止腐败问题的最有效途径。目前，各级党政机关已经开始尝试对三权分立进行试点改革。前不久，媒体先后刊出几条新闻：一是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首倡党内“三权分立”，实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分离；二是湖北省罗田县取消中共县委党委会，设立由党代代大会民主直选的全委会，作为党代会闭会期间的常设机构，领导全县的日常工作，重大事项由全委会民主表决。这两条消息可以说是另人振奋的，是党内三权分立的具体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改革能够得到“一把手”的真心赞成和拥护，因为“一把手”都是本地区本部门中最优秀的同志，深知手中的权力是党给的，是为公而不是为私的。无私者自然无失落感可言，有私者也会因除私而百通。

其次是要理顺监督部门所处的位置，这是监督部门能否真正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首次把纪检监察部门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确定下来，这是监督体制的一大进步，但是纪检部门双重领导的机制被继承下来，给监督权威埋下了隐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丽曼指出，党内监督在反腐败斗争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于、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同级监督难以取得明显效果；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

事实上，正是这种监督机制的不顺畅，造成了“上级监督不够，同级监督不了，下级监督不着”的现象的存在，表面上看有制度、有监督，实则大大小小的“一把手”大多游离在监督之外。胡长清、成克杰等高官之所以从人民的公仆走上人民的法庭，成为人们唾弃腐败分子，没有有效的监督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河北省程维高案件中，河北省纪委的有关人员不是也说，程维高的问题，我们也有察觉，但向谁汇报，向省委？等于是没事找事；向中纪委，而自己又在省委的领导下。是的这种情况下，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讲都会有顾虑的。当原本行使监督职能的纪检、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是由那些被监督者提拔任用的时候，当不听话就被调走、监督者很快清一色地与“一把手”绝对一致的时候，权力监督只能是空中楼阁。可喜的是，目前中纪委已经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了，对派驻机构实行中纪委直管，这是监督体制的又一次大的进步。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一问题会得到根本地解决。

三、明确监督的主要内容和好的监督形式，是做到有效监督保证

增强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针对性，明确监督的内容是监督有效实施的重点。作为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一把手”工作很多，事务繁忙，如果在监督过程中，眉毛胡子一把抓，就会造成监督权力的滥用，轻者影响该地区、部门、单位的工作效率，重者打击了“一把手”的工作积极性，给党和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不仅不能有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且使监督背上误事无用的罪名。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明确监督的重点内容是什么，把握住监督的重点，这样才能事半功倍。笔者认为对“一把手”的监督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大监督力度。

一是加大对用人权力的监督，要从源头上把好选人用人关。用人不当常常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李真，口碑和能力都不出众的他快速升迁为正厅级高官后,就又快速地沦落为一名人民的罪人。王怀忠从阜阳市的基层干部一路升到副省长，平均每两年就加官晋级一次。对王怀忠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群众早有反映。当地还有句民谣：“只要反腐不放松，迟早抓住王怀忠！”然而，王怀忠就是在群众的质疑声中一路高升。结果不仅害了他本人，更重要的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因此在用人上一定要加强监督，监督选人用人是否走民主渠道，是否引入公开、民主、竞争的机制，防止公示制度走过场。同时，尝试建立“一把手”监督负责制度，即“一把手”不直接参与选人用人的过程，但对所用人选进行监督考核，建立起用人上的上对下的监督，避免用人上的腐败现象。并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选人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一把手”选人用人权力的责任追究，杜绝领导干部“带病上岗”。

二是规范审批程序和职责权限。对工程项目、物资采购等工作能够进入市场的一律进入市场，运行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实行公开招标，对招标过程进行重点监督，防止暗箱操作，减少行政干涉，缩小“一把手”权力的谋私空间。

三是扩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范围，把领导干部及其主要亲属的生活圈、社交圈都纳入监督的视野。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下水的主要原因是交友不慎，家人亲友利用其权力的影响，大肆谋取私利，最后使领导干部深陷泥潭而无法自拔，最后落得了个可悲的下场。加大对领导干部和其主要亲属“两个圈”的监督，有助于保护干部，减少腐败滋生的土壤。

四是加大对热衷于直接插手具体事务的领导干部的监督。这部分干部有的是由于性子急，工作不讲程序。余下的就很有可能是在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活动。这两种情况都有必要纠正，其一打乱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不利于规范管理，给存有一己私心的人开辟了道路。其二是以权谋私的主要途径之一。

好的监督形式是有效监督的条件。监督形式是各项监督制度得以实施的载体，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形式，就好比有鞍无马，再好的鞍也只是摆设，也没有丝毫实际用处。那么形式是好的形式呢？这个问题由于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条是根本，那就是“公开”。如，通过政务公开、厂务公开等形式，将一些含金量高、供需矛盾突出、社会关注的事项公布于众，减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增强对“一把手”权力监督的社会性；对重大投资项目实行公示制度，公示要包括实质内容，如决策论证情况、招投标情况、工程审议情况、经费支付情况等等；建立承诺制、听证制、公告制；实施干部考察公示制等，都可以促进有效监督的实现。同时，上级党政部门不能仅注重考核“一把手”的政绩，更要考核“一把手”是否自觉接受民主监督和廉洁自律，制定并实施“一把手”年度经济审查制度。这样上述的各项制度才能真正落实，各种信息才能真正公开。

对“一把手”的有效监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可喜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实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实施有效监督的新途径。无论怎样，作为领导干部、作为“一把手”，有义务每年进行一次公开的述职述廉；有义务向有关组织报告重大事项；个人推荐领导干部的有义务写出书面推荐材料……，这些都可以促进监督工作的全面深入。同时，我们还要充分看到我党治理腐败问题的决心，随着对《党内监督条例》、《三重一大制度》和领导干部经济审计制度的认真执行，可以确信在不久的将来，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一定会得到根本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