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通用4篇)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4篇 , 供大家参考选择。

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4篇

【篇1】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百日维新》教材习题答案解析

【学思之窗】

想一想，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何种作用？

解题关键：顾问和策划者，推动作用。

思路引领：光绪帝对康有为建议的采纳情况；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

答案提示：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充当了光绪帝的顾问，是维新变法运动的策划者。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承担了传统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的责任，而且还是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者，更是破坏旧秩序的身体力行者。他们的相当一部分主张被光绪帝采纳，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

【探究学习总结】

（一）本课测评

1．“百日维新”的主要措施有哪些？

解题关键：“百日维新”的基本内容。

思路引领：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教育方面、军事方面。

答案提示：主要措施见教材相关内容。

2．为什么说“百日维新”基本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愿望与要求？

解题关键：“百日维新”没有反映维新派的全部愿望与要求。

思路引领：光绪皇帝有选择地采纳了维新派的主张；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愿望与要求得到基本反映。

答案提示：光绪帝没有采纳康梁等人提出的“行宪法，大开国会”，设立制度局等激进主张，光绪帝的变法上谕，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的愿望和要求，但实际上维新派的实践比他们的宣言落后了。

【篇2】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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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
　　《再说戊戌变法》读后感
　　看了张鸣先生的书《再说戊戌变法》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有了更多的了解。张先生关于戊戌变法的议论，与书本上的定论相去不止一星半点，大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力求从晚清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视角，重新审视戊戌变法。侧重点有三：一是当时的帝后政治二元结构；二是满人政治；三是变法的操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意义。作者另辟蹊径地讲述了“旗下闲人政治”、士林的政治习惯、清朝政治的“补丁传统”等诸多因素对戊戌变法的影响，对西太后及洋务派的表现、学习西方过程中政治操作的变形、老百姓对变法的观感等问题，也有独到诠释。
　　十九世纪最后三十余年的最高统治者，精于把握政治平衡，明了利害之所在，更清楚自身国家的局限，但却不懂得如何使社会进步、政治更新。在中国任何政治行为都难逃“道德囚笼”的束缚，权力的合法性依据既有民意因素，又有制度因素，还有实力因素和伦理因素。
　　甲午战争的确是插入中国知识分子胸口的利刀，上至太后、皇帝，下至一般老百姓都以此为深深的耻辱。日本曾经以中国为老师，且一弹丸小国，而大清泱泱大国竟然败给曾经的学生，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洋务运动几十年的成果付诸东流。而反思日本之强，源自明治维新。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遭受奇耻大辱之后才开始重视学习西方（此前虽有部分知识分子学习、传播西学，但被普遍视为异类），特别是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热潮。康梁的变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得到大多数士人的支持和同情的。当时许多大臣上书变法，连荣禄都上书改革武科举。
　　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士人阶层）都知道要变法，不如此中国就要亡了。西太后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也知道不变法不行，西太后也并非死硬的顽固派。但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书中的观点颇有道理：
　　1.维新派自我孤立，没有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洋务派也是主张学习西学的，李鸿章在康有为创办强学会的时候曾愿意出钱2000两银子加入强学会，被康有为拒绝了，因为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之故名声不好。维新派梁启超与张之洞也曾有一段蜜月期，但最终也决裂了。康有为一心想成为改革的理论家和“教主”，
　　但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除了康门弟子外，很多士人都不能认同。而维新派越发像《理念人》中的所说的小宗派，为了保持自己的纯洁性，排斥有歧见的人，让自己越来越孤立。变法本应需要团结可以利用的力量，洋务派在当时是清朝中最有实力的团体，李鸿章虽然因为签订马关条约而声势下滑，但仍然是潜力派，张之洞是洋务派的后起之秀，也是很有影响的实权人物。从策略上看应该最大程度的求同存异，而维新派却与洋务派决裂，也失去了占多数的中间派的支持。
　　2.帝后的两元权力体制下，慈禧最终只能以推翻变法来从新握住权杖。慈禧知道中国需要变法，但是她正处于不得不还政给光绪的尴尬期。光绪一旦变法成功，太后就只有在颐和园安度晚年了。而维新派在太后权力极大，皇帝自己的班底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走皇帝路线，而完全不考虑走太后路线（宦官、外戚、女主被称为最大祸乱），在策略上一味强调皇帝的乾纲独断。而慈禧在看了介绍俄国、日本变法的书籍，康梁等人所著的书之后，明白一旦变法成功，自己就完全没有位置了。所以聚集在太后周围的顽固派的话就比较能听进去了，也只有完全推翻新法，太后才有借口训政，重掌权力。
　　3.旗下闲人政治的余威与下层老百姓反洋教的势力相结合成为扑灭维新运动的保守派力量。让养尊处优的旗人自谋生计，引起了旗人的反弹，而且清朝本来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是长期由国家财政养着的旗人已经完全腐化，旗人中的优秀人才减少，清中期、末期官员中任用的汉族人增加。八旗、绿营的战斗力锐减，也使咸丰皇帝不得不用曾国藩的湘军剿灭太平天国。此后，地方大员势力大增，清朝从早期的中央集权转化为清末的地方督抚揽权的格局（慈禧也就善于搞点平衡之术）。而旗人还妄想收回旗人的权力。戊戌变法由于触动了旗人利益，于是太后身边总是有旗人反对变法的声音，而最终慈禧为了自己的权力欲，也听进去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旗人的权力得到彰显，把持重要官位，连李鸿章都被挤兑走了。但是后来旗人还想继续将权力收归中央，收回旗人手里，最终导致清朝的灭亡。下层老百姓一直深受洋教迫害之苦，反对洋教的老百姓对于学习西方有强烈反感情绪，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是卖国贼，对变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是非理性的排斥洋教，最终也酿成了义和团运动之祸。维新派过多地看到了一般老百姓迷信、愚昧的一面，而忽视了在这愚昧背后所蕴含的民
　　族主义情绪，这是一种有可能毁掉任何变革的力量。
　　张先生对于维新派废八股、废科举、兴近代教育的改革措施的看法特别新颖，区分了八股和科举，认为八股是科举的内容，科举坏就坏在其内容八股，而科举作为国家选择官吏的一种制度形式并不能被以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的近代教育体制所取代。新式学校制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使中国原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基础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这对于整个近代化进程有害无益。
　　戊戌变法的失败固然有极端恶劣的中外环境因素，但却不能单单归咎于新旧势力对比的巨大悬殊。维新派特别是以康梁为核心的领导人物在政治操作中显示出来的幼稚（缺乏政治、权术经验，）、偏执（可以选择西太后路线，却出于同情、倾慕一条道走到黑的选择了毫无实权的光绪），也徒增了变法的障碍。虽然正统的哲学观、历史观一再强调个人无力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但戊戌变法的这段历史却不能不让人产生遐想，如果康梁不那么书生气，有哪怕一点中兴名臣所具有的官场上的老辣和现实，如果康梁能以为实现新政之目的，抛掉士人沉重的道德感，倚靠老太婆为手段，或许结果会不一样。但历史没有给中国另外的康梁，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即使西太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期望重新来过（庚子年后的新政），但终究是时过境迁。
　　策略上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只能成为毛毛雨，重点不突出，什么都要改，结果什么都没有改好。当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改革这一点，不改革另一点，零零散散是不行的。中国的近代化之途是东方最难、最艰险的。理论上的幼稚，导致行为上的幼稚，这场以西化为目标的政治变革，呈现出历史上少见的奇特的新旧杂陈，中西糅合的景观。但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况，一下子天翻地覆的改革，而不是一个阶段一个重点，也是很难成功的。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更何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不可能跳出历史、身份的局限。今天的我们也许正在经历同样或者相似的历史，会有怎样的结局没有人预先就能知晓，后人评说我们时亦同我们评论古人一般，好似事后诸葛。
　　篇二：观《大国崛起》之“百年维新”有感
　　观《大国崛起》之“百年维新”有感
　　金义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1120XX319001555
　　政治课上老师组织我们观看了《大国崛起》教育类影片。自己被“大国崛起之百年维新”这一章节深深震撼，感触颇深。
　　谈到日本，首先另国人想到的是历史上其对中华名族所犯的累累罪行，从甲午战争开始的旅顺大屠杀到近代抗日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都对中华名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野蛮、侵略、屠杀的日本形象已经根植在近代乃至当代国人的内心。
　　从辩证的角度出发，任何事物都有其相对的一面。在日本野蛮“法西斯”的背后，通过观看“百年维新”，我也看到了其强国道路上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150年前，地处太平洋西岸面积不足27万平方公里的封闭岛国日本，如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科学研发能力居世界第三，同时也是当今世界第四大出口国与第四大进口国。短(:百日维新观后感)短100年间，日本从仰望“天朝上国”中国的封建国家跻身进世界发达国家强列。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现自己总结如下：
　　一、谦虚学习，韬光养晦
　　1853年7月8日，西方列强第一次敲开了日本的国门。为了掠夺太平洋航线的利益，四艘美国战舰气势汹汹地闯入了日本的横须贺港。在面对如此挑衅的形式下，当时的德川幕府政府出人意料地几乎是以欢迎的方式答应了美国的要求，并开放了长崎的两个港口。
　　然而，时任舰长的佩里也给日本人带去了蒸汽火车、望远镜等近代工业革命的新鲜事物。当看到小型蒸汽火车启动的一刹那，大部分官员感受到了西方文明科技的力量。一天晚上，甚至有两个日本青年偷偷的跑到停泊在港口的战舰上比划着要跟着美国人去学习西方技术，按照当时日本的法律，这是要杀头的。
　　鸦片战争后，日本将视野从一直崇拜的中国转移到西方。开始了学习西方国家的历程。1868年11月，日本明治天皇掌控了国家权力，并颁布了《五条誓文》变法纲领，揭开了明治维新新时代的序幕。1871年，日本高层官员组团访问欧美12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投入最大，官员最高，出访时间最长的一次访问。据统计，当时的出访费用占全国总收入的2%，高级官员占当时政府的一半。
　　目光回到当时20年后的中国，那时候觉醒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看到了西方先进制度和技术，掀起了变法热潮，最具代表性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公车上书”。变法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但最终只坚持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为什么日本的变法能够成功，而中国的变法会失败呢？我认为最终还是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思想过于保守。对于变法，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清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变法乃大逆不道”等封建思想。另外就是变法触犯到了封建地主势力的利益。因此，变法是受到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的严重反对。也就是说，当时统治阶级的愚昧和自私造成了中国被西方列强欺负的形势，试想要是当时慈禧太后和地主阶级能够一条心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和技术，能够借鉴日本图强的例子，政府加以鼓励，痛下决心变法的话不至于落得受列强欺负的境遇。
　　二、政府重视工商业发展
　　最具代表的就是今天全世界都耳熟能详的“三菱”。1870年，三菱公司是一家拥有三艘小船的小公司。但很快，它获得了政府委托运输的业务。之后政府不断扶持，赠送新船，资金供给不断。三年后三菱垄断了日本-上海的运输线，逐出了同行中的美国、英国等国家。今天，三菱涉足采矿、造船、银行、保险、仓储和贸易。随后，又经营纸、钢铁、玻璃、电气设备、飞机、石油和房地产建立了一系列的企业，成为了国内有一百多家企业，海外数百家分支机构的跨国际企业，在日本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涩泽荣，走出日本放眼欧洲的第一人，1868年11月回国的涩泽荣一，赶上了好时候。一年后，他进入明治政府的财政部门任职。在欧洲游历积累的经验和天生的理财能力，使涩泽荣一的仕途一路顺风。他直接参与了新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废藩置县、发行公债等几乎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和制定。但是1873年，涩泽荣抛弃了前途无限的大好仕途弃官从商，这等于说开了一代风气之先，大家一下子认识到，其实，经商也是很有地位的，很有地位的人可以去经商。
　　从上面的例子中看出，日本政府是非常鼓励工商业发展的。其也投资了大量民办企业。在那个时候，日本就认识到商业能够大大刺激经济发展，促进商人的积极性，各行业在竞争中也提高了技术，让社会有序良性的发展。这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策略是有共通性的。我国坚持以国有企业为主，多种商业共同发展的策略。事实证明，我国重视工商业发展取得了显著地成效，经济发展
　　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三、重视教育
　　到1910年的时候，日本95%以上的男子，90%以上的女子都接受过教育。当时我国总体文化水平是远远不及日本的。总的来说，当时中国人口素质低下，占中国总人口80%上的农民基本都是文盲。“西洋人勉有形之理学，东洋人务无形之理学”，这是近代东西方产生差距的主要原因。观日本之崛起，许多人会说他们重视教育。确实，教育是其崛起的关键。早在上世纪初，日本的儿童入学率就达到9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军事教育，日本人在孩童时代就被灌输皇道思想、军事思维、以中国为假想敌，我们的儿童在玩捉迷藏游戏的时候，日本同龄孩子就在练习玩具枪炮的射杀游戏，这些军国主义的教育彻底改变了这个种族，培养造就出一大批诸如山本五十六、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这样的蛮狠、狂嚣的“战争机器”。“布国威于四方”，上至天皇，下至平民，前赴后继，几乎每个日本人都在为之努力奋斗，这就是“大和”。“武士道精神”至今仍深深刻在许多日本人的心里，上世纪90年代，日本不顾他国反对，强行用法律的形式将其国歌、国旗定为《君之代》、日之丸。纵观我国的教育，多以友善启蒙孩童，结果呢？造就一大批政治上的“鸽派”，丧失国家利益。
　　经历过二战后的日本，之所以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而后来居上，其根本原因就是百年维新后的人才仍然存在。人才在则技术在，技术在则国家发展就快。这与我国现在的发展战略“科技强国”相一致。邓小平说得好，科学技术是第一发展生产力，人才是核心，技术是关键。国家现在对文化教育投入比例正逐年升高，正努力提高受教育率。以前的六年义务教育现在改为九年义务教育，对大学贫困生的帮扶比例增大，争取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大学。也正因为如此，国家人才实力逐渐变强，大大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为我国成为科技强国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落后中汲取教训，扬长避短，进而固步自封。这样将会给国家，甚至一个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党制定的优秀方针政策，中国必将富强。
　　篇三：《回望梁启超》观后感
　　《回望梁启超》观后感
　　梁启超，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家里的祖父、父亲都是很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从小就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成长，四岁起就和祖父识字，和祖父学习的时期，祖父常常给他讲振奋人心、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他从小就熟读四书五经。十岁那年就去参加了广州的童子试，虽然当年没中，但是两年后，他再试，则中秀才，补博士弟子。这对梁家来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消息。梁启超的父亲从小就极力教育梁，为的就是希望梁启超能够学优登仕、光宗耀祖。而梁启超的中举，让梁父大为开心，认为严苛的管教是正确的。而这段时间却被后来的梁认为是“井底之蛙”的时期。
　　在广州学海堂读书的期间，让梁启超认识到了自己是有多么的愚昧无知，他看到了新的世界。在不断地求学路上，他结识了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和特立独行的朋友，这些人渐渐地将梁启超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在康有为师傅的带领下，他看到的新式的学习教学方式，对康有为大胆的创新和独到的见解十分崇拜，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当梁启超和康有为听到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令人恼怒的消息时，他们决定为没落中的中国做些什么。所以后来康有为创办了《万国公报》，而梁启超则是这份报纸的主要撰稿人。正是这份鼓动舆论的报纸，锻炼了梁的能力，展示了他的才华，让人民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认识到了这个有着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的君子——梁启超。至此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自此梁启超就和康有为开始了他们的维新道路，这条路并不好走。一路坎坎坷坷、波波折折，虽然维新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最后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人民的观点和看法，让普通群众接受了西洋文化的优点，推动了时代的发展。
　　梁启超是个正直的人，从他在对待徐志摩二婚的事件上看出来，他对情专一，为人直率。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做出不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他果断地当着大家的面批评他。梁是我的偶像，一个敢作敢为、励志向上的偶像形象在我心中屹立不倒！
　　

【篇3】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中国清朝的”百日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成败意义上有什么区别？

1。光绪帝和几个书生的全变和大变的急进变革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包括知识分子， 废除科举堵住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而日本则是稳健的改革

2。戊戌变法和之后的慈禧新政有洋人的破坏(速改)

而日本的改革受到洋人的扶持

上面的两个原因，以第一条为最主要，下面仔细说一下我的理由：

至于有人说失败是因为“主观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不彻底，具有软弱性和妥协 性 。客观方面，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 。”这个是教科书的标准答 案，但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这里的主客观因素日本和清代都也有这个问题， 日本的封建反动势力的反抗甚至比中国还强大，比如日本改革之后，日本九州的封 建势力就发起对新政权的武装进攻。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在教科书和主流媒体的影响下，人们基本上认为戊戍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镇压的，慈禧是阻碍中国进步的祸根。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 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坦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

几个书生的所做所为就要导致清朝的崩溃了，慈禧不得不走出来稳定政局，吞下

“血腥政变”的恶果。 在处理戊戌变法上，慈禧有功无过。慈禧当时要是真的要象武则天哪样有野心，慈禧为什么后来不称帝呢？因为种种原因，慈禧已经被丑化的 不能再丑化了。

慈禧是支持改革的，这个由她自己主导的新政证明了这一点，“前因中外积弊过深， 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但处在那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不具备有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但这也不能全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背景就是如此）。她的无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和同治中兴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受教育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性，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 在新政实行后，还是犯了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的冒进的错误，日本的维新用了20年完成，而慈禧用了8年。 由于改革的步子太大太快，导致政局不稳定，导致权力下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保路运动。 这里强调一下，清朝的灭亡不是因为通常说的什么腐败，而是自己的改革大跃进。这和当年苏联解体的原因相似，苏联解体不是因为腐败，而是激进的改革。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发展起来对其他国家不利，而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他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无所谓好坏来评价他们的侵略行为。正是为了让中国这个睡狮永远也不醒来，西方对日本的改革维新大力扶持，而对清朝晚期的戊戌变法采取破坏行动。所以，从国家利益角度来说，西方抑制中国的发展，从东西方第一次碰撞就开始了，西方抑制中国的政策现在还在继续，并在可预见的将来持续下去。西方对中国的抑制和中国性封，性资或者性社无关的。而日本土地面积小，再怎么发展也不会对西方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自明治维新起就一直受到西方扶持的原因，用一个强大的日本控制中国的发展。

明治维新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而百日维新却是失败的。那么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了，百日维新又为什么失败了？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研究总体上有两个趋向，一个趋向是“建构趋向”，所谓“建构趋向”，就是说对这两个改革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解释。百日维新我们比较熟悉，它为什么失败，大家都说是因为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太大，再一个就是袁世凯背叛了改革派。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把袁世凯换作别人的话改革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这是典型的对百日维新的建构性解释。所谓建构性解释就是说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对于明治维新也有一些建构性解释，说到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好多人认为是因为志士的支持，当时有好多年轻人，过去的武士不怕杀头，为了现代化奔走，因为他们的努力明治维新成功了。

另外一些学者的趋向我把它称为“解构趋向”。在这篇文章里我引用了很多当代学者对它们的解释。解构性解释就是不对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做单一，明确的解释，一个作者就说它是一个谜。比如说对明治维新来说，有一个现代学者认为它之所以成功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德川幕府的时候，日本的现代化就已经开始了。另外就是当时民众的造反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究竟是怎样成功的，不知道，有好多原因，它的结果就是一个谜。这些东西也许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对于百日维新也有很多这样的解释，比如说有的学者认为慈禧并不是反对改革，光绪对改革的态度也是支持的，他的意思就是光绪其实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而康有为这些人其实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最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没有一个准确的结论。这是一个解构性的趋向。好多人也认为康有为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要搞西方化，有一个学者就说其实并不是这样。解构性趋向的研究的好处是把那些建构性趋向的不完全的一面讲了出来，不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解释，究竟百日维新失败是为什么，没有什么解释。

我这篇文章试图做出一些贡献。百日维新和明治维新这些大事的起因必定是多层面的，西方的典型研究方式是每个人从某一方面做一解释。我这篇文章比这还要多一点，我试图从方法论上来有所不同。现在对于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的解释大部分都是由历史学家做出来的。他们用的都是历史方法。而我是一个政治学家，对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比较熟悉。我在这里用了其中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其实比较老了，是19世纪穆勒首先提出来的，当代有些社会学家又把它做得更精一些了。他这些方法用的是些反例。而且这个反例还有所不同，比如说拿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比，这两个例子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是相似的，只有在一个关键的方面非常不同。我在这篇文章里就用了这种方法，我希望我的文章和以往的历史学家做的稍微有点不同。不单是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而且在方法论上还有所不同。

我觉得在这两个改革里边最不同的就是它们的政治策略以及导致这些政治策略的哲学思想很不同，而其他方面都非常相似。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西方国家，在19世纪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也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所以共同点很多。两国都是非现代化国家，在列强的刺激下要搞现代化，这是两个国家基本的共同点。从两国当时面临的任务上来讲也非常相似，都是要搞现代化，要抵御列强。不同点则在于所采用的政治策略不同，而政治策略的不同又是由于深层次的文化和哲学观的不同造成的。这就是我的这篇文章想说明的问题。这是第一部分，历史背景，共同点就是动员国家资源，抵抗列强。

从这两个国家当时的社会结构上来讲还有一些不同，不同点在于当时日本的社会结构被好多历史学家称作封建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当时的社会结构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一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所以从社会结构上来看虽然两个国家都不是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这点是相同的，但是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中国的社会结构为什么说是大一统呢？它跟封建的还不太一样。在日本中央政权的力量有限，而且没有一个很强的全国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中国不仅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还有一个由儒生组成的官僚体系。在这个背景下两个国家开始了改革。

第二部分，从日本的总策略上来讲，我把它叫做慢三步。都是三步，中国也是三步，但是这两个三步的顺序正好相反。日本的慢三步是怎么回事呢？日本当时的社会精英，特别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认为搞现代化绝对不能性急。他们的慢三步，第一步首先改变日本人的思想，先搞文化改革，第二才谈到政治改革，最后才搞别的东西。当时从主观上来讲，不光是福泽这么想，而且其他的主要知识分子，包括官方领导层也比较同意这种做法。当时日本的领导人对这个改革极没有信心，所以认为一定不能性急。于是采用了慢三步。而中国从总的策略上来讲是快三步，急于求成。第一步先搞技术，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政治改革先不要搞，思想文化改革就更不用提了。他们想要马上能见效的，改造思想不可能马上见效，所以先买进大炮，建现代化工厂。第一步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失败了，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北洋水师的舰船总吨位比日本的要大，但是战争失败了。所以说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于是才开始政治改革，百日维新失败以后，20世纪初才开始了新文化运动。这就是快三步。从改革总策略上来讲和日本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快三步，一个是慢三步。从具体策略上来讲日本也是慢、缓，福泽说过：“我不赞成尽快的搞宪政，现在老百姓的觉悟达不到。”他觉得急于求成只能适得其反。福泽的这种想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不光是学界，日本的官方大体上也是这么想的，对改革极没有信心。在这里我想谈一点有关的题外话。美国革命时期的领导人的心态和日本明治维新时领导人的心态差不多，像华盛顿这些人当时对美国革命能不能成功也是极没有信心，想过来想过去，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结果是明治维新成功了，美国革命也成功了。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中国正相反，在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愿意改，一旦改革起来大家的性子又非常急，不光是康有为对改革的性子很急，光绪也一样。当时在百日维新的时候改革派提供了200多条建议，其中采用了100多条。康有为说：“慢改不如快改，小改不如大改。”这种说法应该说已经很极端了。但是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康有为并不属于激进派，还很保守，也就是说有很多人比康有为还要急。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报纸《志林新报》比较明治维新和百日维新，就认为百日维新这些人的改革是很极端的，中国改革派的这种激进在当时使得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而明治维新根本就没办法和百日维新比。中国人的这种激进不光是在当时被注意到了，到了当代日本人也认为中国人的性子比较急。这是一个当代日本作家说的：“中国民族和我们日本民族很不一样，他们干任何事情很有能量，一旦干起来任何人都挡不住。中国人干的任何事情都很极端。”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目标，一个阶段，一个决策，就是西方化。当时以福泽为代表的知识界也知道西方社会有西方社会的问题，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当时日本改革就一个目的—西方化。而中国当时是两个阶段，这个很清楚地反映在了康有为的著作里边。在中国第一阶段的改革和日本差不多，学习西方的东西，但是当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都知道第一个阶段改革根本就不够，实行第一个阶段改革的目的是要实行第二个阶段改革。第二阶段改革是要达到世界大同。从这点上中国和日本当时是很不一样的。当代中国的政治里边也有阶段论的问题。在50年代中国的领导人就意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我读了毛泽东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那里边写的比较清楚，民主革命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性子不要急，民主革命完了以后再搞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们都知道两年以后就搞起了集体化、大跃进。我觉得这时候提出的两个阶段和百日维新时的两个阶段有相通的地方。

后来改革出现了问题就是因为对两个阶段的分界线的认识有问题。百日维新的时候就是因为对第一个阶段在哪停，第二个阶段在哪开始的问题模糊了，所以才搞得不太好。中国政府在50年代走了一些弯路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这两个阶段的分界不清楚。历史有时候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关于总策略快三步慢三步的问题历史经常会出现重复，大家知道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也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先引进西方技术，然后提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政治改革以后又提出了文化改革的问题，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快三步又重复了一下。晚清的时候走了一个快三步，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走了一个快三步，历史经常是相通的。这是不是和中国的政治文化有一些关系呢？

第三部分，哲学理念。为什么两国的精英在政治策略上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呢？我觉得这跟两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哲学理念有些关系。总的来讲，日本当时的主导思想很简单就是救日本，而中国不仅是想救中国，而且要救世界。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首先，中国的大同世界观。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和中国古代的《礼记》里边的大同思想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所以中国深层的政治文化跟中国的改革是有关系的。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世界范围内要消除国界、消除家界以达到世界大同。有很多人对当时康有为有大同思想很不理解，西方学者包括一些中国学者都很不理解，当时中国情况那么差，国家危亡，还提出了什么大同世界。但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政治精英都同意这种大同思想。这里边包括孙中山，他的三民主义也是这么回事。

但是日本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福泽当时说过：“中国这个民族很可怜，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欺负过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反过来对人家还是那么好。日本千万不能学中国。”看到福泽这段话，使我想起二战后中国干的一些事情。二战的时候日本占领了中国和其他的一些亚洲国家。战后中国是亚洲唯一没有从日本得到任何战争赔款的国家。这不光是指北京政府，同时还包括了台北政府。北京政府方面当时周恩来总理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战争赔款就算了。台北政府也是这么说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以德报怨。日本人欺负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记仇，我们反而会对你好，中国是亚洲国家中唯一一个这么做的。朝鲜和其他亚洲国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赔款，只有中国没有，而且是主动放弃的。这个问题我在美国、在西方也经常讲，当时人家都认为中国政府放弃赔款是因为策略上的原因。我的一个对中国不了解美国同事甚至讲，中国人没有要对日赔款是因为太忙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正忙着互相厮杀，没有工夫去要战争赔款。也就是说在西方没有人是按照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解释去接受的，没有人相信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的话。政治学家则认为当时70年代中国不要战争赔款是想利用日本。所以说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只有中国人能理解，西方人没办法理解。日本人就没有这种大同思想。福泽也说千万不能学中国。

另外从哲学观上还有一点不同是，中国人有一种一元论思想。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认为世界上的真理都有一个源泉，一个根源。也就是说有一个真理。与此相应的权力也有一个，持有真理就应该有权力。而从福泽的作品里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这种一元论的思想。福泽讲：“日本的历史跟中国不太一样，人们害怕有权的人，而不是尊敬。被人尊敬的人，人们并不怕。”意思就是说，人们尊敬天皇但是并不害怕天皇，天皇并没有权力。人们害怕的是将军们，但是将军们并不被人尊敬。也就是说在领导层里边，有的领导人令人害怕，有的领导人被人尊敬，而没有什么领导人是人们既尊敬也害怕的。也就说不是一元思想。而中国不是这样，作为领导人必须是让人既尊敬又害怕。我觉得这跟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有关系。中国的皇帝和日本的天皇不一样。日本天皇没有权力。而中国的皇帝不仅代表了权力，而且代表了真理，一个好的皇帝既要让人尊敬也要让人害怕。而这种文化在日本是没有的。

还有一点，日本古代从中国学到了好多东西，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没有学到，就是科举考试。中国的科举考试，不管你出身多么贫寒，你只要熟读经书，文章写得好，照样可以当宰相。而在日本和朝鲜恐怕只有贵族才被允许。也就是说中国有这种民粹思想，中国的贵族概念和日本、西方的贵族概念都不太一样，中国的贵族是指皇帝的近亲，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在西方，贵族是一个社会层。从康有为和中国其他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里边，看不到对老百姓的贬低。而在日本，福泽这些人的文章里，对老百姓的贬低是显而易见的，认为“绝对不能对那些愚蠢的老百姓客气”。当时就是“表扬政府，贬低人民”。这就是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的区别。在这里我想到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哪些事情？挨斗的是哪些人？在台下喊口号的又是哪些人？文化大革命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苏联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还有大跃进，发动全国人民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则是发动全国人民去批评领导，这些是不是和中国深层次的文化有一些关联呢？苏联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状况和中国是差不多的，但是苏联就从来没有过文化大革命，也没有过大跃进。

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言论里边，还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观念。不管说什么都是道德。而在日本，尤其是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道德中心论并不严重，他们认为道德这种东西没什么用处。用不着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都冠冕堂皇的包装一下。

另外关于民粹政治和精英政治。从他们的言论里可以看出，在日本基本上是一种精英政治，认为老百姓是愚蠢的。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里，没有对老百姓的贬低。这可能和孟子的思想有点关系，孟子认为，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社稷，最后的才是君主。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以福泽为代表的这些人对西方的理性比较重视，对实证科学和经验主义都是大加赞赏。而从康有为这些人的著作中，却似乎还是延续着儒家的一种思维方式。李泽厚就讲过：“中国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是非理性的。”康有为这些人是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福泽这些人却是接受了西方的理性思想和经验主义。

【篇4】百日维新和新政教育改革的异同

百日维新初三
xx年前的今天，“戊戌六君子”发动维新
变法，想要振兴中华。xx年后的今天，面对仅剩百余天的中考，我们是否也要来次“维新”变法呢？
起来，立定跳远的同学们，用我们的力量，跳到两格跑道之外，体育训练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每个人都使出自己全部的力气，坚持、坚持、坚持，同学坚持不懈，朝着胜利的终点，前进，朝着胜利的终点，前进，前进进。【《义勇军进行曲》】中考在6月20日，而体育中考则在4月中旬，我们仅有一个月来应对体育考试了。此诚存亡危机之秋也。可别小看了这40分，很多人只差零点几分就不能实现梦想，而这零点几分就来自体育考试。在这段时间里，体育老师教我们考试要领和技巧，为我们出谋划策；万老师监督我们练习，为我们呐喊助威；我们也认真地上好每一节体育课和每一个课间操，努力地跑呀跳呀。体育课已不像从前那般自由散漫，气氛变得很紧张。每个想考好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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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时间，竭尽自己的全力，认真地跳远、跑步和拉伸。每一跳都是在向自己的记录挑战；每一步都是让自己的毅力经受考验；每一份疼痛都是对自己努力的证明。坚持，坚持，再坚持，只要维持这种“新体育课”，在体育中考时，每个付出了的人都能拿到属于自己的成就梦想的那零点几分。
备备备备备备备备，备考冲刺时间已经不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数同学正在积极备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试我们绝对要讲诚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信念目标我们十分坚定。【《霍元甲》】百日之后便是中考这一人生关隘，时间已经所剩无几。面对这比体育中考更困难的考试，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可以看到，上课时那一双双注视着黑板的眼睛，从中折射出坚定的信念；可以听到，早读时那一声声认真记忆的背诵声，从中共鸣出对学习的努力；可以感受到，教室里那一颗颗求知向学珍惜时间的心，从中感悟出每个人对自己梦想的追求。上课时我们有认真务实的态度，精美绝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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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下课时我们有孜孜以求的询问，争分夺秒的练习；回家了我们有独立完成的作业，发自内心的复习。现在这紧张的学习气氛便是备考的最佳体现，争分夺秒已经成为学习的主旋律。只要维持着这“新学习氛围”，继续深化复习，六月一战必胜利。
五班里有一种本子，人皆有，内涵丰富，用来记录题。一边记，一边脑中想，大脑中烙印出题目的知识点。【《醉》】这种本子便是集优本，用来记录一些题目，一题一个知识点。每日一题，每天一个知识点；每添一个知识点，考试的胜算就大一些。这项政策始于去年，但生命力顽强，至今仍生机勃勃。近来那李宜人集优本一直是班上做的最好的，这是他精细化的开端，也许是他“觉醒”的开始。其他人的集优本也毫不逊色，都是把那些“坑”过自己的陷进题关押于集优本中，把那些伤过自己脑筋的难题逐一破解在集优本中。集优的成效愈发显著，真是越集越优。只要维持这“新集优态势”，并发动全班努力，落实“印题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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