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传统5篇

篇一：礼乐传统

　　

　　中国传统礼乐文明及其现代意义(一)论文关键词]礼乐文化

　　论文摘要]“礼乐”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和谐社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礼乐文化的“贵和”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因此，我们在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事业中有必要以批判继承的态度从我国古代传统的礼乐文化中发掘可资借鉴的内容。

　　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青铜文明主要是青铜兵器和工具，而中国古代的青铜器是以礼器和乐器为主。由此可见，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这个字原来是表示祭祀神灵的一种仪式。“乐”象征的是一种乐器。古代举行祭祀神灵仪式的时候，一般要演奏乐器、表演舞蹈，并且伴有歌唱，是古人将“颂神娱神”的愿望以舞和乐的形式“送达天听”的手段。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的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用于管理国家，使人们在一种礼仪规范中遵循社会道德和秩序，维护社会人伦和谐。周朝的礼乐制度，不仅维系了周王朝长达八百多年，更为以后秦汉帝国建立的大一统华夏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两千多年来礼乐成为儒家思想根本的支撑，礼乐教化在人们修身治国与构建融洽的社会关系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古代中国文化主要的理论基础和价值标准，也成为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一、周代的礼乐制度

　　公元前11世纪中期推翻殷商建立的周王朝，在总结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等级严密的礼乐制度。“礼”是为了区分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和敬，两者结合，为的是维护奴隶制贵族的等级秩序，巩固统治阶级内部团结而更有效地统治百姓。

　　周礼的种类繁多，主要有祭祀、丧葬、交际、征战和吉庆五大类。涉及冠、婚、丧、祭、朝、聘、乡、射及职官制度等诸多礼仪、礼制和礼义。由繁琐的礼仪制定了与之配合的各种音乐使用标准，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仅礼仪有别，所用音乐也有严格规定。为了维护和推行礼乐制度，周王朝还设立了由“大司乐”总管的音乐机构，对十三岁到二十岁的贵族子弟进行系统的音乐教育。在周礼中，“礼”与“乐”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礼”体现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社会秩序中的君臣、父子、夫妻和高低、贵贱、尊卑都要由礼来加以区别和定位。但是仅仅有“礼”是不够的，单纯强调“礼”可能会造成等级间的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乐”的作用就是与“礼”相配合，起调和关系、融合感情的作用，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以达致和谐的理想境界。二者虽然功能各不相同，但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西周王朝能够延续275年，在一定意义上，依赖的就是这套礼乐制度。

　　东周时代(公元前}}o-一前256年)也即春秋战国时代，总体上是诸侯争霸、列国争强，战火频仍、纷争相继的乱世，同时吃‘郑卫之音”的传人，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

　　列国纷纷弃之如弊履，史称“礼坏乐崩”。但正是在这一“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各类有识之士的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才能在汉初重登政治舞台，并绵延两千多年而不衰。

　　二、儒家对礼乐文明的继承和发展

　　自周朝以后，历史上每个朝代兴起后都要有一番“制礼作乐”的活动，或者把前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加以改造，或者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新的礼乐，历代史书里面都有一部K}L乐志》。那么，在周代“制礼作乐”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再到以后每朝每代的“制礼作乐”，这中间明显存在着一个断层。是谁将这个断层连接起来的呢?儒家是主要的贡献者，儒家创立者孔子则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一方面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另一方面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一)认识礼乐文明，重在把握其中的要义

　　礼之所以合理，正如K}Li2J>所说，“礼缘人情而作”，它是基于人情而制定的。儒家从人本主义出发，提出治理人民的前提是尊重人性。只有充分注意到人民的好恶之情，社会才能长治久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人性可以不受制约，可以纵情放任，那样无异于将人类等同于动物。人的好恶之情的缺乏或者过度，同样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只有健康的情感，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保证。人的情感应该与天道(大自然)

　　一样，处在阴阳和谐的“至中”境界。但是人性不能自发企及于至中之地，因此需要礼(各种仪式节文)来引导人性，使之合于天道，这是儒家礼治主义的根本要旨之所在。1.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娜L记·曲卒L}>日:“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者，理也”。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

　　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Ci.}语·为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

　　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2.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精神和谐。“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

　　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云:“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微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J沽卷之音矣。”其用五音比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

　　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r}-.i}J)曰:“致乐以治心”。K}缈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

　　3二者关系的认识。“乐者为同，礼者为异。”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本质上是相通的。份L记·乐i改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在儒家的体系中得到规范。y)礼”先“乐”后，礼是乐的基础，乐为礼定，乐为礼用。不仅选用乐，要按礼的规定，评价乐，也要以礼为标准。(2)礼和乐不可偏废，礼乐不潜越，平衡与调和，就会形成和谐社会“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礼是贵贱有序，乐是对礼的调度。

　　(二)仁—才L乐思想的升华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刘周朝礼乐制度的欣赏与留恋溢于言表，但并不是袋周礼作为不可变化的教条来崇拜、遵守。当时孔子所面临的客观社会的形势是:一方面作为国家典章、制度、仪式的礼乐遭到破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又不能没有一定的礼乐

　　典章制度，否则人们就无所遵循。这就需要对旧的礼乐典章制度加以改造，寻求新的理论根据和心性道德的支撑，于是孔子担负了这个时代的任务，对礼乐作出新的解释和理解。“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在这里，仁是统领礼乐的灵魂，他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用“仁”的理念来调适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孔子把礼乐制度这种外在的形式与主体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行为的仁、不仁直接联系起来，不仁的人是不能正确对待礼乐典章制度或遵守礼乐典章制度的，只有具有道德理性自觉的仁人，其行为才能自觉地遵守礼乐或合乎礼乐制度。个体应该注重约束自己，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成为具有道德理性的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仁便成为礼乐制度的本质义蕴，这是孔子对于礼乐制度这种外在形式、仪式的后面所以然的追根究底，是对于礼乐典章制度理论基础的寻求，亦是对传统礼乐制度的新诊释。三、礼乐文明的现实意义

　　(一)以科学的态度对传统礼乐文明进行批判地继承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在孔子心目中一直是君主权威的象征，是统治工具的体现。被仁统领的礼，最大的特点当然还是秩序、等级与差别，这种“仁者爱人”之爱，也是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有差等的爱。礼乐强调严密的等级也压抑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

篇二：礼乐传统

　　

　　古代礼乐制度

　　中国古代有很多制度，礼乐制度是其中之一，对于礼乐制度你有多少了解呢?下面店铺为大家整理了古代礼乐制度相关的知识，希望对大家有用。

　　礼乐制

　　周灭商后，西周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支撑周朝天下的有四大制度：分封制、井田制、宗法制、礼乐制。

　　礼乐制的建立

　　礼乐制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文化制度。周朝通过礼乐制度来规范贵族的身份地位，要求贵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贵贱长幼之间要有明显的差别。就连如何称呼“死”，不同等级的贵族也不一样：天子——驾崩诸侯——薨卿大夫——卒士——不禄平民、奴隶——去世相传周朝的礼乐制度是周公制定的。周公制礼作乐，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五六百年以后，孔子提到周公制礼作乐的事，还赞赏不绝!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祭礼)、凶礼(丧礼)、军礼(行军，出征)、宾礼(朝觐，互聘)、嘉礼(婚宴，加冠)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礼乐制的起源与发展

　　礼作为阶级分化的象征，自部落时期的贫富差距就已有所形成，这里按下不表。单谈一下乐。早在部落时期，中国的古代人民就发明了诸如骨笛等乐器，还创造了音律，为音乐的出现作出了巨大贡献。山海经中就有夏后启得天乐改九招的神话记载。到了商朝，乐作为祭祀时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贵族之间也开始盛行音乐。到了周王朝，周公为了巩固统治，集前朝之大成。从礼巩固阶级分化，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的阶级区分。乐则被升华成了一种待遇，对于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待遇，也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和巩固阶级统治。礼乐制也是在这个时候才正式定型。关于礼：礼法早在夏王朝就已有端倪，到了商王朝的神权时代，礼法得到

　　了信仰上的巩固，周公不过是总结前人经验，完善了礼法的体系，使其适用于宗法制。

　　礼乐制的实质

　　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

　　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古代礼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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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礼乐传统篇四：礼乐传统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中国礼乐文化】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夏商周时期，我国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中国的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礼乐文明的产生

　　中国古代的礼和乐起源于远古的原始崇拜。《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其贡献的礼品、击土鼓而作乐，便是最早的礼乐仪式。到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虽然帝王的领袖地位和递相禅让产生了礼的意识，但是礼的制度还未产生。只有到了夏朝，由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于是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礼仪制度才逐渐建立起来。夏礼因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的缺乏，已难知其详。商礼由于殷墟考古的大量发现，以及《史记殷本纪》有较多的记载，则已彰彰可考。到了周代，礼制集前代之大成，逐渐完备和成熟起来。乐在周之前也已有不少歌舞产生，《庄子天下》说：黄帝有《咸池》，尧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汤有《大濩》。到了周代，乐的内容不断丰富，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当时除了代表性的《大武》之外，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周乐有数十种之多。周代还设有专门的机构春官规范和管理乐舞，并在春官下设大司乐授乐，教国子乐德、乐语和乐舞(《周礼春官》)。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中。周代盛行的六代之乐及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本记于《乐经》，然《乐经》失于秦火;好在礼乐相须以为用，不少乐制的内容可以在三礼中的礼仪制度中看到，而专述乐义的《乐记》也保存在《礼记》之中。另外，古代的乐是歌乐舞三位一体的，按照杨向奎先生的考证，周乐的歌词部分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如《周颂》。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在礼乐文明形成的过程中，周公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制礼作乐，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礼乐加以改造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

　　规范，而且注入德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孔子是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贡献一是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二是他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礼乐文明的要义

　　礼乐的表达需要有一定的形式，玉帛荐献、进退揖让;黄钟大吕、干戚羽旄是礼乐之美，但是欣赏盛美的仪式并不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之欢，更重要的是要体会礼乐文明引领人向善的本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记乐记》说：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这些论述旨在说明，礼乐文明美的形式是为了表达善的内容，而其中美是次要的，善才是主要的。孔子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在这里，他就是把仁爱作为礼乐引领人向善的一个目标提出来的。因此，认识礼乐文明，重要的在于把握其中的要义。

　　礼乐文明中礼的要义有数端。其一，礼是人性的基础。《礼记曲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

　　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把礼作为区别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的标准，所以礼是人类文明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其二，礼的重要作用在于规范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礼使人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懂得尊敬和谦让;使人区别事物或行为的是非，懂得什么是该做和不该做的。礼作为一种行为规范，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正义。其三，礼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引导人们向善和自律。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礼乐文明更强调通过礼教，使社会规则内化为人的内心尺度。其四，通过知礼、守礼，达到社会和谐的境界。《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既强调了和为贵的愿望，又指出和不能单纯为和而和，不能是无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守礼。在彼此遵守社会秩序的情况下达到和谐，才是最美的境界。

　　礼乐文明中乐的要义也有数端。其一，乐的社会作用重在和谐精神。《礼记乐记》曰：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所不能免也。指出乐是协调世间万物的纲纪，它的作用是使人们各安其位，和谐相处。其二，乐注重有秩序的协调。《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徴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其用五音比

　　喻各种人物，说明要有序协调，才能奏出和谐之乐。其三，乐也有陶冶情操，移风易俗的功用。《乐记》曰：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孝经》也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乐教有陶冶心性，使人快乐安宁，生命长久之功。因此，孔子要求人们要听雅乐，远淫音。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协调上下，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在远古传统中，礼即人文，是涵盖一切，包括乐在内的。到了周代，礼、乐虽各有制度，但是乐毕竟仍是礼制的一个方面，乐的和也是为实现礼而辅助、服从于礼的。《乐记》说人受外物的引诱会丧失天性，产生贪婪、残暴、欺诈等邪念，于是先王制礼乐，用以调节人心。礼节民心，乐和民声，就是用乐之和，弥合礼之分所造成的心理差距。孔子等儒家常将礼、乐相提并论，就是因二者之结合，能起到平衡与调和的作用。

　　礼乐文明的现实意义

　　先秦礼乐文明经历代沿革，具体内容有变而主旨不变。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分，汲取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现实意义。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礼乐文明的主旨具有值得开掘吸取的价值。礼乐文明的秩序与和谐理念，既有内在的源于自觉意识的道德规范，又有外在的带有约束性的行为规范。用一定的礼仪形式来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可以加强社会的亲和力，并对人的社会化施予积极影响。礼乐内在的道德修养，可以达到人性的平衡、升华，生发礼尚往来、以诚相待、以信相许、以义相重的情操，从而实现主体与外界的和谐，群体的和谐，社会的和谐。

　　改革开放的中国正敞开胸怀，面向世界，与各国人民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努力。礼乐文明的秩序、和谐理念，无疑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建设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追求。

篇五：礼乐传统

　　

　　礼乐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1)

　　一、二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其又是上古以来礼乐文化传统的集大成者。反过来则可以说，上古礼乐文化是儒学的摇篮。

　　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上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己，其所从来者已，非三代之始制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早在原始社会，初民生活中已有礼的萌芽；礼乐并不是三代才开始有的，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攝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不过，五帝时代虽有诸如此类的萌芽性因素，却仍还是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

　　据《国语·楚语下》所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中国的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绝地天通”的发展阶段，曰：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忠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朝，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有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絮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坟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琐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是谓绝地天通。

　　观射父把以民神关系的变化为标志的早期宗教言仰（巫祝文化）划为为“民神不杂”、“民神异业”，“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后两个阶段反映了由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的转变，而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到这时代，同氏族部落联盟的形成相适应，与天地神明相沟通的权利便为部落联盟的大酋长所垄断，由此而确立了神权垄断宗教。

　　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是，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发展而来的。“礼”之本义，据许慎《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所谓“豊”，据《说文》乃“行礼之器，从豆，象形。”近人王国维孝证，“豊”诚为礼器，然非“从豆”而是“象二玉在器之形”，且“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古者行礼以玉，《尚书·盘庚》所谓“具乃贝玉”说的就是以玉礼神。从甲骨卜辞中“囲”（即“豊”）字的结构上看，是在一个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于神。王氏据之得出结论：

　　盛玉以奉神人之谓之囲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禮。（2）

　　是“礼”之本义乃指祭神之器，而后引用为祭神的宗教仪式，再而后才泛指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仪式。其渊源于上古巫祝文化当无疑义。关于礼乐文化源自于巫祝文化，文献记载中也有所暗示，如《易经·豫卦》：

　　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

　　《礼记·乐记》谓：

　　礼乐顺天地之诚，达神明之德，隆兴上下之神。

　　同篇又说：“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和应天，作礼以配地。”既然有着如此渊源关系，那末，礼乐文化中非常明显地保留着巫祝文化的残余也就不足为怪了。如《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急于祭。”梁启超《志三代宗教礼学》曾据之发挥道：

　　礼也者，人类一切行为之规范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礼，若冠礼是；有人与人相接之礼，若士相见礼是；有人对于宗族家族之礼，若昏礼丧礼是；有宗族与宗族间相接之礼，若乡射饮酒诸礼是；有国与国相接之礼，若朝聘燕享诸礼是；有人与神与天相接之礼，则祭礼是。故曰：“礼所以承天道以冶人情也。”（原注：《礼记·礼运》）诸礼之中，惟祭尤重。蓋礼之所以能范围群伦，实植本于宗教思想，故祭礼又为诸礼总持焉。

　　“祭礼”就是历代礼典中的效社宗廟之礼，它以祭祀天神、地祗、人鬼三元系列神为内容，故又统称为“三礼”。《尚书·尧典》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马融注谓：“三礼，天神、地祗、人鬼之礼。”郑玄注云：“三礼，天事、地事、人事之礼。”（3）这一三元系列神崇拜的巫祝文化传统被儒家礼乐文化“扬弃”性地继承，并将其列为诸礼之首，以范围群伦。这也就使得儒学存留着明显的巫祝文化痕迹和影响。所谓“立卜筮以质鬼神”，也是孔子以来的儒学传统。韩非以巫祝喻儒者（4），显非全无道理。

　　二、侯外庐先生依据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古代社会，“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上，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的奴隶社会。但是两者的序列却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两者平列，作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看待的。‘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便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惟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5）他十分精当地指出：“如果我们用‘家族、私有、国家’三项来做文明路径的指标，那末，‘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亚细亚的古代’是由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庄家族里面，叫做‘社稷’。因此，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这是革命的路线；后者却是新陈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这是维新的路线。前求是人惟求新，器亦求新；后者却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前者是市民的世界，后者是君子的世界。”（6）此一论断符合中国古史实际。如西周的宗法制度就是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国家制度，是把国家融合于宗族，或者说是将统治宗族提升为国家的一个典型。而所谓“周礼”，则是由上古氏族习俗提炼、转化、上升而来的西周社会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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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种由氏族而家族而国家，并且国家混合于家族之中，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氏族贵族专政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路径，表明氏族共同体的解体过程就是国家建立的过程，亦即原始巫祝文化衰落、礼乐文明兴起的过程。这决定了古代礼乐文化具有下列性质与特征：

　　其一，源于宗伯（宗法）和巫祝（宗教）的礼乐文明之兴起与发展，扩大了宗法的范围、缩小了宗教的范围。祭器包容于礼器之中，而礼器（如鼎、尊、爵等）则发展成为权力与氏族等级地位的标识。这样，礼乐便为氏族贵族所专有，并表现为国家政治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政之大节”，（7）礼器是王公贵族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故国之重器不可以假人，须子子孙孙永保用。并且，礼不下庶人，权力不得与非特权者分享。但对于统治者而言，礼乐在威仪之中似亦有些许监督作用，周召公有言：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上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8）

　　三代礼乐文明中的这种思想主张和制度举措源于上古。上古初民生活在充溢着民主精神气息的生活之中。中国在文明国家出现以前，原始的社会组织虽已具相当规模，且这组织中也有管理者，但由于其时尚无阶级分化，故而担负管理职能的君政刑长，其性质基本上是调节仲裁，而非阶级压迫，目的是要团结民众，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9）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都能自由表达意见，管理者对之亦甚表欢迎，如《古今注》说尧立“谤木”以鼓励人民提出批评和建议：“尧设诽谤之木，今之华表也。??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并且，“选贤与能”，唯有有德者方能被公推为管理者，如尧老，欲传位给有德之人，四岳推荐以孝弟闻名的舜，为尧所认可，《史记·五帝本纪》记其事曰：“舜父瞽叟顽，母嚣，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举舜。”如此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乐文化是源自于巫祝文化的。

　　其二，礼乐“用于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所谓“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10）礼乐成为社会政治伦理的衡尺。如周武王革殷命时，曾宣布殷纣王三大罪状，即胗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祗不祀、昏暴商邑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廟社稷、尊奉礼乐为由而提出来的，也是后来宗周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依据。《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吕氏春秋·古乐篇》则云：“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亏东夷，周公遂以

　　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故乐之所由来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宗周制礼作乐，彰显了礼乐文化的“德治”精神，以至于“礼”和“德”相互贯通，如《诗经》中有“敬慎威仪，以近有德”（11）、“抑抑威仪，维德之隅。??敬慎威仪，维民之则”（12）等诗句。朱熹《诗集传》引郑氏曰：“人密审于威仪者，是其德必严正也。??如宫室之制，内有绳直，则外有廉隅也。”是以“礼”一一“威仪”乃规范行为，而规范行为也就是“德”。

　　与此同时，礼乐用于宗廟社稷产生了美仑美奂的古代宫庭贵族文化。孔子对于这种文化有诸多评析，如“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3）等等。他在宗周礼乐文化传统基础上，不甚注重礼乐的形式（14），而更加重视礼乐的政治伦理意义，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指出：“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15）如此等等。后代儒者论说孔学，或重《周易》、或重《春秋》而皆轻忽礼乐，故均未得孔学真谛。程树德《论语集释》引张甄陶《四书翼注》说：“兴诗立礼易晓，‘成于乐’之理甚微。蓋古人之教，以‘乐’为第一大事。”此语颇切中孔子“成于乐”的深刻意蕴。

　　其三，宗周政治是氏族贵族的专政，文化也为氏族贵族专有，此即所谓“学在官府”。除了官府公报（《周书》）、贵族仪式（金文）以及类似荷马的历史诗（《周颂》、《大雅·文王之什》等）之外，是没有民间文化的。（16）这决定了礼乐传授只能在官府。《孟子·滕文公上》有言：“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伦也。”朱熹《集注》谓：庠、校、序皆乡学，而“学，官学也。”章学诚认为，古人治教未分、官师合一，以官为师、以吏为教，如“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17）。据《周礼》，宗周设官，保氏之官的职掌即是“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乐居于“六艺”之首。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校，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山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乐师则掌教“六诗”即《风》、赋、比、兴、《雅》、《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乐师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官学中保氏之官、司徒、司乐、师儒、乐师等以礼乐教化“国子”（贵族子弟），所以，《易》、《诗》、《书》、《礼》、《乐》这些典籍也就通过官学系统流传了下来。而这些礼乐文化典籍，兼具天文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包罗万象，知识底蕴深厚，这是儒学赖以滋生的深厚土壤。若无此土壤，则儒学难以发生。

　　其四，在诸侯国中，礼乐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而以鲁国最为完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吴季札观礼于鲁，其所见有周乐，有德康叔、武公之《卫风》，有表太公之《齐》，而闻歌《秦》则听夏声，歌《唐》则思陶唐氏等等，确乎是集宗周礼乐文化之大成了。又，昭公二年，晋韩宣子来聘于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曰：“周礼尽在鲁矣”！《庄子

　　天下篇》说：“《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甚至到“春秋末世，中国古代社会正走着它的迂回的路线，政权下移，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氏族单位到地城单位的变革过程，比之希腊社会，显然具备了‘难产性’”，（18）而宗周礼乐文化传统在鲁存在如故，如据史籍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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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仲孙湫来省难，??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19）

　　可见，古代经典如《易》、《诗》、《书》、《礼》、《乐》便是儒学的本源，而邹兽缙绅之士则是儒家的先辈。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说：“邹鲁缙绅先生的儒术（《诗》、《书》、礼、乐），正是以‘先王为本，今世为用’的过渡思想，正是春秋社会‘私肥于公’的反映。”“孔子是否缙绅先生中人虽不敢强断，但他既生于保存了‘周索’的典章文物的鲁国，则他曾受缙绅学术传统的长期薰陶，并从而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所以《论语》中记载孔子言《诗》、《书》、礼、乐者甚多，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等等。”（20）

　　其五，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21）从史诗到史书，反映出时代的大转折。《诗》是宗周礼乐文化的代表，而《春秋》则是礼乐崩坏时代的史书。孔子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者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22）

　　他作《春秋》显然是欲有所为而为的，故其非常重视这部书，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23）从学术史、思想史角度看，所谓“《诗》亡而后《春秋》作”，就是孔子开创的儒学取代了《诗》《书》所代表的礼乐文明，学术从此不为官学所垄断而下私人矣。因此，《春秋》是对《诗》的时代超越，也是儒学对上古以来礼乐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三、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虽由孔子创立于春秋末叶，但“儒”却起源甚早，《汉书·艺文志》及刘向《七略》均认为儒“出于司徒之官”，而近人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则以儒为术士之称，“儒”实与初民社会交通人神的巫祝活动有关。此说颇有道理。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说：“不论哪个民族，在文明尚未开化的原始人中间，都各有各的信仰。??单就信仰的对象说吧，山有山神，家有家神，土地有土地神，灶有灶神，井有井神；但是它们对人都起着作用，由于它们的作祟，它们就都具有着能够左右着人们的吉凶祸福的机能，??但这些神的意志，只有通过某些特定的人，才能达到一般的人。在神与人之间作媒介的叫作巫”，“当时这种巫正是唯一传播知识的专业者，它是日后产生学问的起源。”（24）“儒”就源自于这巫及与巫有着密切关联的祝史，换言之，上古的巫史文化乃是文明时代儒文化的源头。“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也正是由原始礼仪巫术活动的组织者领守者（所谓巫、尹、史）演化而来的专职监智保存者。”（25）孔子之所以有异于往昔之“儒”而真正成为儒学和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乃是因为他在春秋末叶社会变革时代，不仅传承了巫史以来的传统，而且更把源自上古并存留于当世的社会习俗提取、转化为自觉的思想意识；既依守传统（如其“礼”学），又创发新知（如其“仁”学），更将此二者冶为一炉，建构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文廷式谓：“自有儒术，而巫教仅为斋祝之言，不能如罗马、犹太之祭司动司生杀也。”（26）这既是以巫祝为主体的宗教权力的衰落，亦是人文取代了神文，这是时代的进步，历史的进步。

　　依据其“损益”史观，孔子对礼乐作了加工改造。《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绎如也，皦如也，绛如也，以成。’‘吾自卫适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袵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兼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正是对《论语·述而》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的很好疏证。

　　正由于有其内在历史渊源，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上古文化传统和古代圣哲有着特殊情结。而他们富有历史感的叙述，又充分展露了他们的思想。或者说，儒家思想以上古文化传统为“历史基因”与内在理据，从而使之同传统紧密相连。这两方面在儒家学派开创者孔子那里都有充分展露。就前者言之，孔子称尧颂舜，寄寓着他希望在现世实行有如上古那样的仁德之政，以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7）的社会理想。而以后者来论，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首倡“仁者爱人”（28），却又以“爱亲”为“仁”之本（29），这显然是呼应着上古文化传统，并符合古代社会生活实际的。保留着原始氏族血缘纽带而由野蛮时代迈入古代文明门槛的中国（30），以家族和宗族为

　　国家的内涵，实是一种家族城邦。作为国家的象征，一曰宗庙，二曰社稷

　　。国人即邦人，不仅仅是居于国中之人，而且是属于

　　族邦之人。这使得聚落城邦内部的人际关系具有紧密性、长期性特点。（31）如此这般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实际交织地反映到孔子的思维世界，遂使其言“礼”论“仁”，更纳“仁”入“礼”，把“礼”“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

　　规范与心理欲求熔为一体”；并且，孔子由“亲”及人，由亲亲而仁民，既肯认既存的等级秩序，又强调某种“博爱”的人道关系，这使其思想具有一定的原始人道主义意义。（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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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12月出版，第178页。

　　⑵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第6页。

　　⑶《庄子·天下第三十三》，见《诸子集成》（三），团结出版社出版，第319页。

　　⑷雅斯贝尔斯：TheOriginandGoal，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第61页。

　　⑸《庄子·胠箧第十》，见《诸子集成》（三），第186、187页。

　　⑹《庄子·马蹄第九》，见《诸子集成》（三），第185页。

　　⑺《老子道德经》第八十章，见《诸子集成》（三），第115、116页。

　　⑻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岳麓书社1995年6月出版，第567页。

　　⑼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第495页。

　　⑽钱穆《庄老通辨》，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第111页。

　　⑾班固《汉书·司马迁传第三十二》岳麓书社1997年12月出版，第1170页。

　　⑿《论语·宪问》，见《诸子集成》（一），第309页。

　　⒀《论语·里仁》，见《诸子集成》（一），第80页。

　　⒁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95年6月出版，第102页。

　　⒂《论语·里仁》，见《诸子集成》（一），第80页。

　　⒃《庄子·大宗师第六》，见《诸子集成》（三），第169、170页。

　　⒄《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一章，见《诸子集成》（三），第94页。

　　⒅《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见《诸子集成》（三），第103页。

　　⒆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第89页。

　　⒇《论语·泰伯》，见《诸子集成》（一），第153页。

　　（21）《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见《诸子集成》（三），第101页。

　　（22）《庄子·大宗师第六》，见《诸子集成》（三），第176页。

　　（23）《庄子·逍遥游第一》，见《诸子集成》（三），第136页。

　　（24）叶海烟《老庄哲学新论》，文津出版社1997年9月印行，第126页。

　　（25）《庄子·逍遥游第一》，见《诸子集成》（三），第133页。

　　（26）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第3页。

　　（27）《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见《诸子集成》（三），第253页。

　　（28）《庄子·齐物论第二》，见《诸子集成》（三），第148页。

　　（2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7月出版，第363页。

　　（30）《庄子·逍遥游第一》，见《诸子集成》（三），第134页。

　　（31）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出版，第166页。

　　（32）《论语·泰伯》，见《诸子集成》（一），第156页。

　　（33）《孟子·尽心章句上》，见《诸子集成》（一），第8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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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观堂集林》卷六《释礼》。

　　（3）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

　　（4）《韩非子·显学篇》：“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聒耳，而一日之寿无徵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言今之所以为治，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词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5）《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6）《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1一1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7）《左传》成公三年。

　　（8）《史记·周本纪》。

　　（9）《尚书·尧典》。

　　（10）《史记·乐书》。

　　（11）《诗·大雅·民劳》。

　　（12）《诗·大雅·抑》。

　　（13）《论语·八佾》。

　　（14）《论语·阳货》：“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15）《论语·泰伯》、《论语·阳货》。

　　（16）参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第247页。

　　（17）《文史通义·原学中》。

　　（18）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38页。

　　（19）《左传》“闵公元年”。

　　（20）《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39、140页。

　　（21）《孟子·离娄下》。

　　（22）《论语·季氏》。

　　（23）《史记·孔子世家》。

　　（24）参阅李泽厚、《孔子再评价》，见李氏《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论语·颜渊》。

　　（26）《文廷式集》下册，第903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27）《论语·长冶长》。

　　（28）《论语·学而》记有若之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乃师孔子的思想。参阅前揭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一文。

　　（29）参阅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30）参阅陈明：《<唐虞之道>与旱期儒家的社会理念》，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31）参阅前揭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一文。

　　（32）《吕氏春秋·贵公》。

　　（33）同上书《威德》。

　　（34）《孟子·万章上》。

　　（35）同上《离娄上》。

　　（36）《左传·襄公三十年》。

　　（37）《孟子·离娄上》。

　　（38）同上。

　　（39）《荀子·正论》。

　　（40）引自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丁酉九月九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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