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优秀12篇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近几年来，我县涉林案件逐渐增多，至20xx年达到最高。20xx年共受理案件15件15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18件18人，20xx年共受理案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案件调查报告优秀12篇,供大家参考。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1

近几年来，我县涉林案件逐渐增多，至20xx年达到最高。20xx年共受理案件15件15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18件18人，20xx年共受理案件25件25人。从共受理案件性质来看，滥伐林木犯罪案件28件28人，森林失火案件12件12人，盗伐林木犯罪18件18人。由于这类犯罪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森林资源，而且社会危害性大，严重影响林区社会秩序，增加了林政管理的难度，必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下面就我县涉林案件作简要的分析。涉林案件的特点

从已发生的涉林案件看，具有以下特点：

一、滥伐林木数量大，森林资源破坏严重。少则超指标滥伐数十立方米，多则超指标滥伐数百立方米。如犯罪嫌疑人姚某某，系县扶罗镇常委副镇长，分管经贸林工作。20xx年11月至20xx年7月间，姚在经营并兼任县振扶开发公司法人期间，因开采重晶石矿需要木材撑洞和做矿架等用，于是利用职务之便，采取“先上车后补票”或“不补票”的办法，先后委托矿农在蒙冲盖林场铁岩山、黄爪湾、仙人坡肢、蒙冲湾等11处山场采伐了云溪要八孟组、老田组的、讲溪组的、岑坟组的、皂溪村利寨组的、乐组的、铁榜组的及丈溪村的与镇企业办联营的股份林场杉木823侏。经聘请林业工程师鉴定，该823侏活立木蓄积121.9015立方米，扣除有证部分杉木活立木蓄积29.2308立方米，超伐杉木活立方蓄积92.9707立方米，计滥伐林木价值30020元。

二、发案村多为偏远山村。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群众经济来源是“以农为主，靠山吃山”，传统农业模式典型。山区立地条件差，发展经济受制约，而森林资源相对丰富。

三、森林失火案件增多，多发在清明节前。近几年气候等方面的原因，森林失火案件增多，造成毁林面加大，给集体带来了较大的损失。如被告人吴代学于20__年4月4日下午五时，进到狮马冲的责任田将一个星期前吹田坎时砍下来的柴草归堆在水田坎边，并堆在一起，用随身带去的气体火机点燃杂草。结果造成森林失火，过火林地面积276亩，烧毁林木蓄积393立方米，烧毁幼林6500株，直接经济损失达52140元。

四、绝大部分法律意识淡薄，林业法律法规知识欠缺，对滥伐林木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滥伐林木案件中，有的涉及村组干部，有的涉及乡镇领导，他们均认为超指标砍伐不要紧，林业站发现了最多罚点款，或者认为为了村组或乡镇集体利益超指标砍伐一点林木只有这么大的事。更有其者，有的对超指标滥伐林木的认识到了离谱的境地。如有人认为树是村集体的，自己有权砍自己的树，不管林业部门的事，对林业部门工作人员的制止置若罔闻。有的因涉林犯罪被逮捕后，感到非常纳闷，并质问办案人员其为了集体的利益，为何要其个人承担责任。如被告人杨清权，系县茶坪乡林业工作站站长，于1999年10月至20xx年9月期间，多次组织村民无证砍伐乡管林木，执法犯知法，共滥伐林木675株，于20xx年以滥伐森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2万元。

涉林案件增多的原因

一、林业管理人员的渎职行为助长了涉林案件。一方面，林业管理人员工作不负责任，不按操作规程办事，在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不了解采伐地点资源状况，把采伐地点定得不具体，甚至只规定到村到组，无法进行作业设计或根本不搞作业设计，造成采伐混乱。另一方面，林业管理人员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后，没有进行必要的监督检查，不检尺，有的甚至连砍代现场都不去，任由村民砍伐，直到木材运输检尺后才知道已超砍。

二、执法欠力度，打击不到位。由于诸多原因，林业公、检、法的经费始终没有解决，办案费用均是自理，并有创收任务，因此，严重存在“以罚养警”现象。致使对犯罪分子打击不力，处罚不到位。相当一部分案件被林业公安以罚代刑消化，起诉到法院的案件也因经济利益的驱动，绝大部分犯罪分子被从轻处罚，其中更多的是被判处了缓刑。根本起不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致使村组干部滥伐林木案件屡屡发生。

遏制涉林案件的对策

一、法律宣传要深入，形式要多样化。《森林法》虽已实施十多年，但在广大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群众对该法的内容知道得少，只知道有这么个法，对违反该法要受何种处罚，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有关森林的`法律法规的宣传要进一步深入，不要停留在拉拉横幅、写写标语的形式上，而要深入到村、到组、到农家，形式多样化，使广大群众真正了解林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同时可以采取到乡镇，到林区集中公判一批涉林犯罪分子的作法，以案说法，以案宣传，用群众身边的事身边的人教育群众，必然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保障办案经费到位，加大打击力度。由于办案经费紧张，装备落后，办案手段原始，不仅严重挫伤了广大林业政法干警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有油水的案件争着办、无油水的案件不办、拖着办或查而不力。查办的案件大部分不是被消化了就是交了钱被从轻处罚。因此要努力保障办案经费，以便充分调动林业政法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加大打击犯罪分子的力度，严肃执法，杜绝以罚代刑，以费代刑的现象，做到有案必查，查必从快从严，慑于政法部分的威力，滥伐林木的现象必然得到遏制。

三、加强林政管理，强化林业行政执法监督。加强林业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培养，加强林业部门的干部队伍建设，使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到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规程操作，依法发放采伐许可证，加强林木采伐的监督管理，严格检尺制度，从源头上堵住滥伐林木的发生。同时，林业主管部门对林业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不护短，依法严惩，确保林政管理到位，工作人员尽责，防止滥伐林木的发生。

四、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提高防火意识。森林失火多发生在乡村，多发在边远村组，且时间多集中在清明节前。因此，宣传工作要到位，要细致，采取走村串户地进行把工作做扎实，对重点户要跟踪督促。此外，还要重打击，对造成影响大，损失大的犯罪嫌疑人要从严查处和惩治。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2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我市两级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xx年3月，我市两级法院共计受理委托理财类案件6件，其中，委托买卖股票纠纷1件，因委托理财合同而引发的财产关系损害赔偿纠纷2件，一般委托合同纠纷2件，信托合同纠纷1件。在这6件案件当中，已经审结的2件，正在审理的4件。

（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xx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xx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xx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

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

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

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

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三、关于委托理财合同的类型

委托理财合同千变万化，种类繁多。总体看来，委托理财合同有名实相符的，也有名实不符的。在名称上，比较多的情况下，称为委托理财合同、投资理财合同、委托投资合同、资产管理合同或投资管理合同等；有时，第三方监管合同或委托监管合同是单列的，也有合一的，单列的由委托人与监管人签订（委托人与受托人另签委托理财合同），合一的由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共签。委托理财合同也有以其他名称出现的，如委托代理合同、证券（股票）交易（买卖）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国债投资（购买）合同、股票质押投资合同、合作（共同、合伙）投资合同，甚至托管合同、保管合同、国债回购合同、投资咨询（顾问）合同、信托合同等等，不一而足。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对委托理财合同作出相应的分类：

（一)根据委托理财的表现形式来区分，实践中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有以下两种:(1）子母协议，一份正式协议，一份补充协议，保底和保收益的内容一般约定在补充协议中；(2)三方监管协议，委托理财合同由三方主体共同签订，即委托方、受托方和监管方，监管方一般由证券公司充当。但是在具体的合同名称上，则可能各不相同，实践中比较多的有委托理财、委托投资、合作投资、资产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信息咨询服务协议、国债托管协议等等。

（二）根据合同中关于亏损负担和赢余分配的约定来区分，委托理财合同可以分为如下七种类型：（1）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的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年收益率，超出部分归受托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受托人赔付。（2）本息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到期返还委托人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对超出部分，由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3）本金保底，超额分成型。受托人保证委托人的本金不受损失，亏损由受托人予以补足；对盈利部分，则由双方按比例分成。（4）盈余分成，亏损分担无约定型。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从事股票交易，双方只约定盈利按一定比例分成；对亏损，则没有约定承担的比例和方式。（5）缔约当时没有约定盈亏负担，受托人事后承诺补偿损失型。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对交易的盈亏负担没有约定，对投资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委托资产损失，受托人书面承诺补足委托人全部或部分损失。（6）盈余分成和亏损未约定型。合同当事人对于盈余的分成和亏损的分担未作出约定。（7）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型。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出资，以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名义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由受托人负责资产的运作，有时委托人享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约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三）根据在证券、期货市场上出现的投资人名义的不同，委托理财分为委托代理的投资理财和信托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使用委托人的账户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委托代理型投资理财。委托人委托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受托人借用他人名义从事投资经营活动的，为信托投资理财。

四、关于合同主体

委托理财合同的主体，主要包括委托人、受托人、监管人三类。其中，受托人的主体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委托人的范围。委托理财纠纷的委托人，其范围的确定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确定，包括各类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因为委托理财纠纷均为因委托理财合同所引起，而只要是平等主体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原则上均可以成为委托人。

（二)受托人的范围。实践中，受托人主要包括自然人、一般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咨询(顾问）公司、理财工作室、经纪人、私募基金等民间性机构，也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及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公募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

上述受托人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金融机构，主要涉及券商，第二类是非金融机构，主要涉及投资公司。对于前者，证监会已在《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中作出相应规定。对于后者，则尚存争议。肯定意见认为，既然“代客理财”列在投资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内，且强行法又未作禁止，应认定其具有理财资格；否定意见则主张，委托理财属于特许经营，非金融机构不宜介入。我们认为，投资公司在受托理财时基本处于监管盲区，而目前理财活动往往涉及巨额资金，一旦失控势必殃及金融安全。有鉴于此，今后宜适度限缩受托理财的主体范围，将该业务视为许可经营项目为妥。

五、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及案由的确定

（一）对委托理财合同性质的认识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合同是一种新类型的合同。

首先，委托理财合同实际上使双方形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合伙关系，双方分别用不同的客体，即委托方以货币、受托方以劳务进行投资。委托人开立账户后，在合同有效期内由受托方负责该合伙人的具体运营，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投资技巧进行具体操作。双方内部对该合伙人进行期货投资而产生的亏损和盈利进行划分，但该约定仅对双方有约束力，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在协议期内交易的盈亏都体现在该账户内，一旦协议期满，清仓结算后，双方就按照约定承担责任。

其次，委托理财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理性的意思自治的体现。对保底条款有人提出，由于投资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由受托人承担全部亏损，会使受托人的义务单方加大，是不公平的。并非理性投资主体的行为。其实，保底条款并非当事人不理性的行为。委托理财现象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有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资金和投资专业知识在很多时候并不为相同的主体占有。委托方的目的是使其货币增值，但缺乏使其货币增值的手段。对受托方来说，虽然具有可以使货币增值的技能和知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相应的货币资金为载体，其技能是没有价值的。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实现“共赢”，委托理财便应运而生了。

最后，无论委托理财合同如何归类，但只要此类合同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以及法律与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受到法律尊重与保护。申言之，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必须慎重，不能以监管为由阻碍其创新。法律规定应来源于现实需要，对于委托理财行为，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而不要视其为洪水猛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而否定其合理性。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下，一切行为应主要由市场来决定，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二）关于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的案由确定

案由的确定关系到法律关系的识别和案件的定性。对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案由的确定，实践中五花八门，很不统一，主要有代理买卖股票纠纷、证券（股票）交易代理纠纷、一般委托合同纠纷、委托理财酬金纠纷、借款合同纠纷、合作炒股纠纷、赔偿纠纷、委托买卖股票合同盈利纠纷、存款合同纠纷等等。有的同志认为，应当将委托理财纠纷作为一种新的案由单列出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有名合同。有的同志认为，从委托理财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来看，这类合同无非就是法律已经规定的有名合同的某种复合，不能将其作为有名合同对待，对此类纠纷应细化分流，区别案件类型，分别确定案由。

我们认为，对委托理财纠纷作更进一步的类型化划分和处理，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必要的。在实践中，委托理财类合同虽然千变万化，但细分起来只有五种典型情况：

1 、约定本息保底，超额归受托人所有的，实与民间借贷无异，应将案由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2 、合同约定委托人直接将资金交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投资管理的，属于信托行为，应将其认定为信托合同纠纷；

3 、合同约定委托人自己开立资金帐户和股票帐户，委托受托人进行投资管理的，应将其认定为委托合同纠纷；

4 、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应将其认定为合伙合同纠纷。

5、对存在前面几种合同之复合情况的合同，由于合同法对复合合同的问题没有涉及，因此，宜按照类推适用的原则，对其各构成部分分别适用各有名合同的规定。

六、关于委托理财合同及保底条款的效力

（一）委托理财合同的效力

合同效力是法律对当事人合意的事后评价。目前，对此类合同的定性在理论界和司法界都存有较大分歧，实践中首先依据何种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在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认定上，不应拘泥于合同的性质，关键要从法理高度对其本质内容进行研判，依据《合同法》第三章的规定确定此类合同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判断委托理财类合同的有效与否，只能依据法律规定，把握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虚伪表示、隐匿行为、恶意串通、假借名义损害国家、集体、自然人合法权益甚至实施违法犯罪的，应当视为合同无效；同时，有效性应当也源于法无明令禁止即为许可，如果当事人以法律法规禁止委托的资产实施了委托理财，合同应为无效，但是，根据《行政许可法》和《信托法》的规定，委托理财不应采取许可制和专营制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金融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成为在确定合同效力时争

论最大的问题。我们认为业务资格的缺乏不应导致委托理财合同无效。

（二）保底条款的效力

“保底条款”是人们对各种委托理财合同中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的保证本金不受损失，超额分成、保证本息最低回报，超额分成、保证本息固定回报，超额归受托人等约定的统称。实践中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等三种。

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处理中，争议最大的问题就是保底条款的效力。我们认为，对保底条款，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规定的情形的，原则上应当认定有效。理由是：

1、基于市场主体投资和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人们发明了委托理财合同这种投资方式。实践中典型的委托理财合同，徒有委托的外壳，其具有与一般的委托或信托合同明显不同的本质特征，即受托人承担民事责任不以过错为条件，并原则上承担受托行为的所有风险。金融性的委托理财与通常意义上的投资行为也有差异，是对证券、期货等虚拟市场的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由于绝大多数委托理财合同中都约定有保底条款，对委托理财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是什么，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对于这样一种具有资金融通和资金管理双重功能的新类型的商事合同，我们简单地用委托合同或信托合同去套，或者非得将它定性为我国合同法中的有名合同，并不是科学客观的态度。因此，审判实践中我们也没有理由运用委托合同或投资行为的属性，去阐释委托理财合同，并认定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保底条款无效。

2、迄今为止，我国法律、法规中禁止金融性委托理财的规定，仅见于《证券法》第143条关于“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的规定。但依体系解释方法，从该法第194条对违反第142、143条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来看，禁止接受全权委托和承诺保底收益仅仅是针对券商的经纪业务。其他的禁止保底条款的规定主要表现为人民银行的规章，如《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31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4条等，而这些规章又显然是从强化对信托投资公司的风险管理方面作的规定，且信托投资公司的现实运作和人民银行对其的监管均未严格遵守上述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合同的效力，只能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上述规章显然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另一方面，即使国家现在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可保底条款，也存在法的溯及力问题。当事人此前在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保底条款，其无法预见会发生无效的后果。认定保底条款约定无效，对当事人明显不公。

3、在委托理财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专业知识的匮乏和合同约定由受托人全权负责等原因，受托人的独立意志和受托权限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其在享有较大权力的同时，根据权责一致的原则，当然应当负有较大的责任。从委托人权益的救济渠道方面来看，受托人在投资领域的专业知识强于委托人，处于实际上的优势地位，如果发生纠纷，由委托人举证或者识别受托人是否存在过错颇为不易。此外，我国证券市场还存在信息透明度不够、恶意亏损现象较多等问题。保底条款则为解决一直存在的委托成本问题提供了一种刚性的约束，有利于督促受托人勤勉敬业，防止道德风险。

4、虽然从维护金融机构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对保底条款采取有限承认的态度，对于平衡作为巨额委托理财合同委托人的上市公司和作为受托人的证券公司的利益，有一定作用。但因这种观点缺乏法理支持，从构建金融机构信用和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秩序的角度，具有致命性的负面效应。显失公平是指在缔约时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失衡，我们不能忽视20xx年前投资股市曾有的高额利润，而仅仅根据近几年股市低迷导致的巨额亏损来推断保底条款显失公平。投资证券市场的高风险、高利益是基本常识，对于因股市周期性的涨跌导致的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失衡，解释为正常的商业风险更令人信服，从而排除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余地。至于参照合同法关于调低违约金的规定，仅仅保护法定利率收益，实际上将委托理财当作了储蓄，不符合市场催生委托理财这种融资投资方式的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3

xx是一个总面积2391平方公里的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130.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13.2万人。近年来，县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加，20xx年，全年受理离婚案件648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19.6％。今年1至9月份，共受理离婚案件557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8％，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22.1％，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件。离婚案件占全院各类案件之首。

上述案件，农村离婚案件占85％。农村大量离婚案件的产生反映出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时期正确处理农村婚姻家庭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近期，我们随机调阅了20xx年以来100件农村离婚案件的卷宗，从中分析并总结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成因，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农村离婚案件的特点

（一）一方当事人多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抽查的100件案件中，这类案件占到85件。这些当事人一般集中在春节前后打工回乡过年、省亲期间到法院起诉离婚。从20xx年1月19日至2月9日21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人数达120人，审查后能够受理的117件，占同期各类案件受理数的87％，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情形。其中的2月9日一天受理离婚案件达到31件，创下我院历史新高。

（二）女性作为原告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较大。百件案中有96件是女性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其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是39人，丈夫外出打工的41人，夫妻均外出的5人。在外打工的女性大多收入相对比男性高，离婚后不会面临生存困境，多不主张家庭财产权和子女抚养权，有的即使提出此类主张也不十分强烈，而要求离婚的态度相当坚决。不惜舍弃亲情，放弃财产以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离婚当事人年龄小，婚龄短。从百件案件的统计看，离婚当事人的平均年龄为31.39岁，其中男性最低年龄为32.1岁，女性为30.6岁，年龄在40岁以上的"当事人仅有12人。婚龄不足3年的38件，3年至5年的44件，5年至10年的12件，10年以上的6件，平均婚龄4年10个月，婚龄最短的只有90天。

（四）离婚当事人的文化程度较低。在百件案件的200名当事人中，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占116人，而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仅有84人。

（五）离婚的理由有所变化。以前，婚姻案件中离婚的理由多为暴力因素所致，导致案件当事人感情破裂而离婚。目前，该类因素引起的离婚案件明显下降，仅占3％。还有的当事人双方婚前不认识，后经人介绍相识，而后结婚，因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没建立很好的夫妻感情，无法共同生活，因而提出离婚，结束没有感情的婚姻。

（六）案件审理难度增大。当事人一般是在深思熟虑、痛下决心后起诉离婚的。因此案件调和难度大。无过错方对过错方的过错很难拿出确凿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加大了法院审理难度，使法院无法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百例离婚案件调解和好的仅有15件，调解离婚的46件，判决不准离婚的12件，判决准予离婚的27件。

二、农村离婚案件原因分析

我们通过阅读卷宗、走访当事人、与案件承办法官座谈等形式，对当前农村离婚案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过去我们认为，农村当事人提出离婚主要原因是买卖婚姻、家庭暴力、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等几类等

较为正当理由。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农村离婚案件形成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因并存的局面，离婚理由的正当性也受到了挑战。

（一）婚外情和第三者插足使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加大。这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地区是农业大县，人均土地仅为1.2亩，经济较落后，为寻找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受“淘金热”的冲击，大量青年男女纷纷外出打工。目前，全县外出打工农民有25.6万人，使成为我省劳务输出大县。由于与打工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极大反差，有的已婚打工者思想发生蜕变，产生婚外情。在产生婚姻不忠，甚至已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女性想通过离婚达到“去旧迎新”的目的，一离了之。大多数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均基于这一类原因。少数发起来的男性农民，饱暖思淫欲，在外面找情人或女秘书陪伴，渐渐喜新厌旧。但通常他们不主动要求与“妻子离婚，但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对妻子、孩子、家庭不闻不问，迫使女方提出离婚，使女方成为“被动中的主动者”，而达到离异目的，这也是导致女性提出离婚增多的重要原因。如本县找郢乡42岁吴某，因丈夫在外地包工搞建筑与她人姘居长期不回家，又不往家寄钱，全靠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耕种近十亩承包地，还要照顾两位公婆，在生活的重压和感情长期遭受摧残的情况下，吴某被迫起诉离婚。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4

一、我县近年来治安案件查处工作状况及问题

近几年，我县治安案件查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长期存在的处理不公、处罚不力、久拖不结三个一直比较突出的问题都有明显好转。通过执法实践，培养锻炼了队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促进了依法行政，全面推动了公安法制建设。尽管经过我们的不断努力，着力解决了一些治安案件查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但是，从调研掌握的情况和社会各界反映的情况看，问题依然不少，当前在办理治安案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案不及时。一些单位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受案，由于未及时受案，导致一些案件无法得到及时处理，造成当事人不满，引发群众上访。

2、取证不及时。个别办案民警受理案件后，未及时到现场开展调查取证；有的接案后，拖至数日才找证人取证。使案件纠缠不清，时过境迁，久拖不结。

3、网上办案的熟练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二、治安案件查处工作存在问题的原因

影响治安案件查处的原因很多，从客观上讲，群众法制观念淡薄，知情不举，知情不报。公安机关在调查取证时得不到群众的配合、支持，甚至有的出假证、伪证，给依法查处案件带来极大困难。人体伤害案件案发后，当事人往往需要就医治疗，伤害程度一时难以认定，因此无法及时裁决；致使案件很难尽快结案。从主观上讲，民警的办案技能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治安案件查处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1、坚持依法办案任何执法中的偏差，都会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因此，我们要准确地适用法律，严格地执行法律。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充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

2、保证办案时限提出办案时限，目的是为了加快案件的审结，从根本上解决久拖不结的问题。保证及时结案或在规定的时限内结案，关键在证据，接受案件就要及时出现场，收集证据，治安案件是以责论处的，证据充分了，责任也就清楚了，所以证据是办好治安案件的前提和基础。

3、强化执法监督要结合实际，深入持久地开展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的宣传教育；强化执法检查，形成反馈和纠错机制，把好办案质量关；改善执法活动，提高执法水平，建立健全公安执法内部监督制约体制，逐步实现监督的经常化、制度化、法制化，充分保障公安机关依法有效地行使职权，把各项公安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5

诉讼文书材料是诉讼档案形成的重要依据，其排序是否规范直接影响诉讼案件装订归档和诉讼档案的利用。现行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材料排序是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规定的卷内目录的内容进行操作的。随着民事审判大格局的形成，民事一审卷内目录内容已显现出一些不足。为进一步规范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便于诉讼案件装订归档和档案的利用，笔者通过相关调查研究，针对现行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文书材料归档排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对如何改进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内容及排序提出拙见，欲以司法同仁探讨。

一、基本情况

1、《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以下简称《归档办法》）施行前，卷内材料的排序随意性大。

2、《归档办法》施行后至1997年，按照“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规定，民事、经济案件按照卷内目录内容排序装订归档，卷内材料较为有序。

3.1998年，开始探索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民事、经济案件根据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先后增加了“当事人诉讼须知”、“举证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限期举证通知书”等《归档办法》中卷内目录排序所没有的材料，而卷内目录的排序内容没有变，审判人员只是将新增材料随意装入卷内或附卷。

4.20xx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及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先后又增加“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据交换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证据交换笔录”、“追加当事人通知书”、“申请证人出庭、证据调查及批复”、“领取裁判文书通知书”等原卷内目录排序中所没有的内容。对此，在不改变《归档办法》排序原则的基础上，审判人员把出现的新材料按卷内目录中相应的内容穿插排列，但很不规范。

二、卷内文书材料排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与当前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文书材料存在着脱节和不符现象，主要表现在：

1、《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有相当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司法改革发展的需要。大民事格局形成以前，民事案件与经济案件属不同类别的案件，民事卷内的目录内容只有20项，经济卷内的目录内容有26项，二者内容完全相同之处只有6项，不同之处有22项。随着大民事格局的形成，经济案件与民事案件统称为民商事案件，而目录内容无论是20项还是26项，均不适应当前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材料归档的需要。

2、大民事格局形成后，《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不能体现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诉讼文书材料的新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新增加了一些新的诉讼文书材料，如：立案时除了原有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外，出现了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证据规定》施行后，当事人依据《证据规定》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答复的材料；经当事人申请、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法院在开庭审理前要进行证据交换制作的证据交换笔录；转换程序通知书等与案件相关联又必须附卷的相关材料，但卷内目录又没有这些内容。因此，卷内目录急需增加这些新内容，以体现审判方式改革的新特点。

(二)对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不重视

笔者经过调研发现，审判人员对卷内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问题重视不够，没有考虑卷内材料排序管理的规范性问题、排序装订的效率问题、以及诉讼档案的利用问题，致使当前档案装订的卷内文书材料排列顺序随意性大，出现零乱无序、不规范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档案的质量和利用效率。

(三)做法不统一

民事审判大格局形成后，对于民商事一审案件中出现的新材料、新诉讼文书，虽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做法不统一，主要表现在：

1、有的分散放在卷内目录的位置。虽然在卷内目录反映了材料名称，但显得分散、零乱。

2、有的放在与卷内目录相类似的位置，所作的调整不够完整。虽对增加的一些新材料，如：“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延长举证期限、调查收集证据、证据保全、证人出庭作证、重新鉴定的申请及法院的通知书或决定书”在“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作了一些修订，但不够完整，排列顺序不统一。

三、改革民商事一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排列顺序的建议

为了规范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更好地发挥诉讼档案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的作用，笔者经过调查研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自身的工作经验，对民商事一审案件诉讼文书材料卷内目录排序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的内容

笔者认为，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除了内容相同的6项应当保留外，其余可用的、不同的、且内容不完整的部分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并修改、补充，使民商事一审案件的卷内目录更加完善。

1、“立案审批表”修改为“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统计信息管理的规定。

2、“起诉书或口诉笔录”与“起诉书及附件”合并修改为“起诉状及附件”。因为，把起诉书改为起诉状，既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符合当事人对它的一般称谓。实践中，一些不识字的当事人请人代书起诉状，很少口头起诉，因此，建议取消“口诉笔录”。

3、“立案（受理）通知书”与“受理案件通知书”合并修改为“受理案件通知书”，并结合审判工作改革后增加的新的诉讼材料，如“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这些新材料都是立案时，法院必须送达当事人，告知其诉讼的有关规定，需要附卷的材料。

4、“缴纳诉讼费或免费手续”与“缴纳诉讼费通知及预收收据”合并修改为“减、免、缓交诉讼费申请、审批手续及缴纳诉讼费收据”。因为，有的案件当事人起诉时经济上确有困难，提出减、免、缓申请及法院是否准许的审批手续都要附卷，而原目录内容简单，实践中操作不便，补充完整后清晰明了，便于操作。

5、“应诉通知书回执”与“送达起诉书回执”合并修改为“应诉通知书”、“送达回证”，同时增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公告及张贴依据”、“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追加当事人通知书、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及批复”等内容。因为，有的诉讼文书必须送达给被告，有的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依法公告送达；有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需要追加当事人；有的案件出现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法院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这些诉讼文书真实地反映了案件的程序问题，也必须附卷。

6、“原、被告诉讼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鉴定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与“原告、被告、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合并修改为“原、被告、第三人诉讼代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因为，该栏目是反映各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诉讼代理人身份证明及授权情况，不应把“鉴定委托书”放在该栏目，应予以取消。

7、“原、被告举证材料”修改为“证据收据、原、被告及第三人举证材料”。因为，有的案件会出现第三人的举证材料；《证据规定》要求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因此，应增加第三人举证材料和证据收据。

8、“诉讼保全或先行给付申请及本院裁定”修改为“财产保全申请（担保）、先予执行申请等材料、本院作出的裁定和复议文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因为，这些材料是法院作出采取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所必需的，应当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9、“诉讼保全或先行给付的执行记录”修改为“执行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笔录、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等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涉及法院执行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执行情况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必须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10、“询问、调查取证材料”与“询问、调查笔录及调查取证材料”合并修改为“询问、调查（勘验）笔录及调查取证材料”，同时增加“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手续及批复”。因为，当事人依据《证据规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书及法院是否准予的批复是反映审判改革出现的新材料，符合程序法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应当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6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过热”，商品房、企业集资房、经济适用房、社会保障房、拆迁安置房等多种形式的住房出现在市场上。有市场就有交易，在交易后，诸如因短期内房价过快上涨，出卖人心理失衡，以种种理由要求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案件；房屋买卖因完成不了过户手续而请求确认合同有效、并协助办理房屋所有权证的案件；拆迁安置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大量涌入法院，并存在纠纷不断扩大的趋势。我院在对大量个案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此类案件的特点及成因予以粗浅分析，对当前解决此类纠纷所依据的法律、司法解释的缺陷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案件特点。

（一）诉求集中。主要表现为要求确认原、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协助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理由主要集中于出卖时未经其他共有权人同意或房屋未取得产权证书及经济适用房不能上市交易等。

（二）出卖人反悔原因集中。大多系房屋价格大幅增长所致。从案件审理的情况来看，尽管众多出卖人在进行答辩时所提出的理由都并非是以房屋价格增长，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然能感觉到利益因素的影响实为出卖人反悔的最主要原因。

（三）调解难度集中。从本院对此类案件进行审理的情况来看，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原被告双方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原告一方要求严格按照当初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并最终要求实现其权利，普遍不愿意接受合同之外另行支付补偿购房差价；而被告一方却认为当初双方签订合同时没有征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或者以没有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不能买卖为由抗辩原告的诉讼请求，要求确认合同无效或者原告理应对其以现行房屋市场价格进行补偿。

（四）法院判决集中。我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遵循诚实信用与公平合理的合同法基本原则，除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外，其余案件均以判决形式作出处理结果。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办案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有时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二、原因分析。

（一）利益驱动下的诚信缺失。此类案件大量出现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出卖人的诚信缺失，而此种现象的背后则是利益因素的影响。由于房屋价格呈现连年持续增长的态势，这种价格变化所导致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利益悬殊引起了被告的心理失衡，而房屋产权证件办理的进度缓慢又给予了出卖人将此失衡进行现实表达的机会，其结果就是出卖人不愿意依据原合同履行办理产权过户的义务。

（二）现行立法、司法的缺陷。现行法律法规由于制定的时间早晚有别，同时具体法律法规又具有针对事项立法的特点，往往缺乏体系的逻辑严密性和和谐统一，因此在处理此类案件的时候，无可避免地在具体法律关系的认定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和观点。这就容易给当事人在估计失信的法律成本方面形成错觉。同时，对失信行为的处罚力度弱，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房屋买卖本身所蕴含的法律风险。

1、未取得所有权证的房屋。房屋所有权证是合法的物权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出卖人在转让时没有取得所有权证，其转让行为无效。所谓法律风险，主要是针对买受人而言，这时，房屋买受人可能因出卖人未取得所有权证而遭致对方毁约的风险。

2、集资房。所谓“集资房”，是企事业单位利用自用存量划拨用地，群众自行集资建设，按成本价销售，以解决职工住房困难的一种方式。集资建房的对象范围是由单位确定的，带有福利性。但依据《兰州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的规定，企事业单位集资建房是经济适用住房的组成部分，分配的对象是本单位低收入者，对于已享受过福利分房、已购买过经济适用房或者是住房标准达到控制标准的职工，规定不得参加集资建房。但现实中，只要单位集资建房，所有的单位职工均可参与集资。在住房过剩的情况下，一些职工就将此类房屋推向市场。此类房屋买受人最大的风险在于房屋不能过户及过户时承担高额的土地出让金。

3、经济适用房。所谓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优惠，限定套型面积和销售价格，按〖〗照合理标准建设，面向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供应，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对经济适用房在限制转让的年限内进行转让或将购房权私自转让给没有购房资格的人，都是违反了我国关于经济适用住房的相关规定，客观上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妨害了其他符合购房条件主体的购买权，存在合同归于无效的风险。

4、拆迁安置房。拆迁安置房是指因城市规划、土地开发、旧城改造等原因进行拆迁，而安置给被拆迁人或承租人居住使用的房屋。由于拆迁安置房屋买卖交易存在很长的时间周期，进而蕴涵了诸多法律风险。司法实践中这种类型案例举不胜举，且逐年递增。一般情况下，拆迁房屋买卖双方在签订买卖合同后，卖方都会要求买方支付全部或绝大部分房价款，而买受人在支付该巨额房款后并不能及时取得房屋所有权，双方形成的仅仅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虽然双方存有买卖合同，但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出卖方从法律上讲依然是房屋所有权人，这样买受人就会被置于高风险法律地位。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房屋物权变动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周期，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法律风险诸如房价飙升导致违约发生、抵押担保设定、所有权人死亡出现、所有权人自身债务恶化、共有权人或第三人权利主张、房产查封扣押、赠与继承发生、标的物作价投资出资等等情况。该类纠纷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双方在合同内容上没有精心设计，而且买受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侥幸心理。

三、对策建议。

（一）规范买卖协议。由于房屋大部分是夫妻共有财产或者家庭共有财产，而在登记时，因其他共有人未申请登记，登记部门只将夫妻一方或者家庭成员中的一员登记为所有权人，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往往又是登记的所有权人或者家庭中的一员为代表与买方订立合同，合同签订后，卖方往往以其他共有人不同意为由毁约。因此有必要规范房屋买卖协议，对未在房屋所有权证上登记的共有人要求一起签订买卖合同或出具书面同意书。

（二）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提高买卖双方的风险控制能力。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多种途径普及房屋买卖中的风险知识，提高大众的风险意识，将大量的此类纠纷消灭于诉讼前。此举不但可以减轻法院的审判、执行、调解负担，而且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更有利，即在买卖双方的矛盾尚未升级的时候，更有利于促使其达成新的合意。

（三）强化以案示法的宣传。以案示法可以充分发挥法律的社会引导功能。大力宣传法律判断和判决结论，可以引导其他类似情况的案外人对行为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作出恰当的选择。

（四）倡扬诚信观念与法治信仰。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稳固的信用基础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源泉。我国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在广泛倡导社会诚信的基础上培植和维护信誉，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当然，作为司法机关，有必要通过正确适用法律法规对不诚信行为进行负面评价，加大失信成本，进一步在民众心中树立诚信意识和法治信仰。

四、对现行司法解释需完善的一点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为房屋质量瑕疵、贷款买房、惩罚赔偿、解除合同等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对于其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则要根据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难免出现适用法律不统一，判决结果不统一的情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转让方应当如实披露有关信息，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转让应当采限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该规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在此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未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征集受让方而是私下与买受人签订买卖合同出售国有资产的合同是否有效？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的规定，该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因为没有违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实际上，该类买卖可能存在出卖人与买受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但要认定双方恶意串通似又缺乏客观标准，双方未按正常程序转让、受让能否即认定为恶意串通，如果不能认定，那么如果这种合同仅凭不违反法律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认定合同有效，是不是法院以判决的形式认定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合法化，试问法院充当的是什么角色。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而20xx年12月1日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察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规定了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应建立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经济适用住房由市、县人民政府按限定的价格，统一组织向符合购房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出售。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实行申请、审核、公示和轮候制度。如果法院仅凭该办法是部委规章，而非行政法规为由确认经济适用房买卖合同有效，那么，其他符合经济适用房准购条件的弱势群体的权益又将如何得到保护。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地产案件受理问题的通知》公布于1992年，现在还依此为依据解决问题已不适应现代社会及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该通知规定单位内部分房、腾房问题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但现实生活中，单位收了职工的集资款，因种种原因，单位建房的行为没有完成。这时，职工既无房可住、单位又无钱可退，法院又不受理此类案件，那么职工的诉求应当向谁表达，没有公权利介入的职工利益又如去实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在某些方面的效力似有高于法律之嫌。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新型房屋买卖行为，维护交易秩序安全不仅是司法实践的要求，也是促进房地产买卖健康发展的需要。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7

一、案件来源和当事人基本情况：

20xx年4月9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对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京1店、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京2店和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南京3店进行了现场检查。

在检查中发现，上述几个药店正在销售以下几个品种的商品：1、“KING LIGHT 常润茶”、“KING LIGHT 肠清茶”、和“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喜瑞牌”首乌胶囊。

从上述几种产品从包装上看，“KING LIGHT 常润茶”和“KING LIGHT 肠清茶”是深圳市东达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其中“KING LIGHT 常润茶”的主要原料是芦荟、绿茶、土茯苓、沙参等，“KING LIGHT 肠清茶”的主要原料是芦荟、桑叶、百合等。“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喜瑞牌雪山骨葆”、 “喜瑞牌首乌胶囊”是上海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其中“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分为300mgx120粒和300mgx30粒两种规格，配料均为美国库拉索芦荟、珍珠粉、维生素E等，“喜瑞牌雪山骨葆”的配料是牦牛骨和骨髓、内金、肉桂、冬虫夏草等，规格为350mgx120粒，喜瑞牌首乌胶囊”的配料是首乌、黄精、黑芝麻等，规格为400mgx90粒。上述几种产品的包装上均为没有标注保健食品编号和标志。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在报请局长批准后，我局对当事人进行立案调查。

当事人：江苏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住所：苏州市宋仙洲巷17-19号B楼四层；法定代表人：张思明；执照注册号：320500000044115；经营范围：销售中药饮片、中成药、保健食品等；案发地：南京市。

二、违法事实和证据：

对当事人立案后，我局对当事人南京4店也进行了检查，发现上述店也销售有“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首乌胶囊”等食品。当事人销售的产品的外包装的标识内容的主要部分如下：

“KING LIGHT 常润茶”的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芦荟和土茯苓；执行标准：Q/DD007-20xx；卫生许可证号：粤卫食证字【20xx】第0301B04839号；

“KING LIGHT 肠清茶”的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芦荟；执行标准：Q/DD007-20xx；卫生许可证号：粤卫食证字【20xx】第0301B04839号；

“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包括300mgx120粒和300mgx30粒两种规格）的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美国库拉索芦荟和珍珠粉；产品标准号：Q/IQXV24；卫生许可证号：沪质监（松）食证字【20xx】第0026号；

“喜瑞牌雪山骨葆”的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冬虫夏草；产品标准号：Q/IQXV37；卫生许可证号：沪质监（松）食证字【20xx】第0026号；

“喜瑞牌首乌胶囊”外包装上标注的主要原料（或配料）中使用了首乌。产品标准号：Q/IQXV24；卫生许可证号：沪质监（松）食证字【20xx】第0030号。

上述产品的标识中均未标注保健食品批号。截止我局对当事人销售的上述商品调查结束时止，当事人共计上述四个连锁药房供应上述“KING LIGHT 常润茶”8盒，已销售2盒，销售价格32元/盒；“KING LIGHT 肠清茶”5盒，已销售2盒，销售价格32元/盒；“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规格300mgx120粒/瓶）28瓶，已销售21瓶，销售价格78元/瓶；“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规格300mgx30粒/瓶）4瓶，未销售，进，销售价格30元/瓶；“喜瑞牌雪山骨葆”10瓶，未销售，销售价格98元/瓶；“喜瑞牌首乌胶囊”3瓶，未销售，销售价格59元/瓶。

在调查过程中，当事人提供了以下材料：

“KING LIGHT 常润茶”、“KING LIGHT 肠清茶” 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商品的卫生评价报告单、卫生检测报告、生产厂家的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和商品的卫生许可证；“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喜瑞牌雪山骨葆”、“喜瑞牌首乌胶囊”生产厂家的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产品做出的检验报告。在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当中，并无我局要求当事人提供的关于上述5种商品的安全性评估报告、新资源食品或者保健食品批文，也未能按本局要求提供上述商品的全部进货票据。由于当事人未能按照本局要求提供上述商品的全部进货票据，因此无法计算违法所得，经营额按照现场检查的数据计算（已经提供的部分数据除外）合计3779元。

以上事实有如下证据证实：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2、现场检查笔录、现场拍摄的上述5种商品的外包装照片、部分药店的门头相片、柜台陈列相片，证明当事人销售上述5种商品的事实和产品配料的内容；

3、当事人提供的关于上述5种商品的相关资料、我局给当事人下达的询问通知书，证明当事人不能提供关于上述5种商品的安全性评估报告、新资源食品或者保健食品批文；

4、当事人的委托人的谈话笔录、授权委托书，证明当事人销售上述商品的事实。

三、定性意见：

1、20xx年2月28日，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卫法监发【20xx】51号）中将芦荟、土茯苓、玫瑰、珍珠、首乌等114种物品归类于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

20xx年10月12日，卫生部《关于“黄芪”等物品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的批复》（卫监督函【20xx】274号）中规定：“芦荟、土茯苓、玫瑰、珍珠、首乌等114种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仅限用于保健食品。未经安全性评价证明其食用安全性的，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生产经营。如需开发用于普通食品生产，应按照《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规定程序进行食品安全性评估并申报批准。对不按规定使用《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所列物品的，应按照《食品卫生法》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罚”。

20xx年2月6日，卫生部等6部局关于含库拉索芦荟凝胶食品标识规定的公告（20xx年第1号公告）中规定：“芦荟产品中仅有库拉索芦荟凝胶可用于食品生产加工。含芦荟的保健食品应当按照保健食品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20xx年7月22日，卫生部《关于普通食品中有关原料问题的批复》（卫监督函【20xx】326号）规定：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中所列物品及冬虫夏草目前均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

上述几个文件均属于国家对食品安全控制的规定，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经营者必须遵守上述规定，最大限度的保证其所生产经营的食品的安全性。

2、《新资源食品安全性评价规程》中规定，安全性评价采用危险性评估和实施等同原则，由卫生部新资源食品专家评估委员会负责新资源食品安全性评价工作。要求被评价食品的食用历史中没有人类食用发生重大不良记录、从动植物中分离出来的食品原料的化学结构不提示有毒性作用、被评价食品在人体可能摄入量下对健康不应产生急性、满性或其他潜在的危害等。通过安全性评价证明被评价的食品的食用安全性，而不得存在任何潜在的危害。

当事人销售的上述5种食品的原料中含有芦荟、土茯苓、首乌（包括生首乌和制首乌）、珍珠粉以及冬虫夏草等物品，根据国家有关食品安全控制的规定，含有芦荟、土茯苓、首乌（包括生首乌和制首乌）、珍珠粉以及冬虫夏草等物品的食品，应当由卫生部新资源食品专家评估委员会对这些食品做出安全性评价。当事人仅提供了上述5中产品由地方卫生检验中心、疾病预防控中心或地方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按照卫生标准出具的卫生评价报告和质检报告，而未能提供由卫生部新资源食品专家评估委员会对这些食品做出得安全性评价报告以证明消费者食用上述食品的安全性，排除消费者在食用上述食品的过程中及食用后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可能性。

因此，上述5种食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所指的：添加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

四、处理意见：

当事人销售上述5种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八条第（一）项和《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根据《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1、没收库存商品：

“KING LIGHT 常润茶”6盒、“KING LIGHT 肠清茶”3盒、“喜瑞牌”雪山骨葆9瓶、“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300mgX120粒）7瓶、“喜瑞牌”芦荟维他命胶囊（300mgX30粒）4瓶“喜瑞牌”首乌胶囊3瓶；

2、罚款4.5万元。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8

今年以来，辽宁省沈阳市频繁发生撬开居民门锁入室盗窃案件，仅1月至8月，全市就立案348起，涉案总价值近百万元。沈阳市公安机关先后打掉此类犯罪团伙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5人，涉案250多起，缴获部分手机、录音机、手表、服装等财物和现金。目前，已行政拘留1人，刑事拘留5人，报批捕2人。

这5个团伙主要由安徽省临泉县和毗邻的河南省新蔡县农民组成，团伙主犯均为成年人，在当地以到城市鞋厂打工、卖吊床等为由，将同乡、亲属等熟人的孩子骗出，专门教唆他们入室盗窃技术，自己则遥控指挥。抓获的25名犯罪嫌疑人只有5人16岁以上，最小的仅12岁。

犯罪团伙的规律及特点

集中住宿，分组作案。据调查，这些盗窃团伙都是近两年流窜到沈阳市的，每年年底回家，春节后再出来。第一次到沈阳市时，团伙头目以做买卖为名由“房屋信息站”中介租借房屋。每个盗窃团伙的孩子都集中居住，为了掩人耳目，还专门在屋内放置一些简易吊床。白天身背吊床走街串巷叫卖，以此作掩护寻找目标为作案踩点，选准地点后用圆珠笔标在导游图上。每次盗窃得手后，再将图上标记勾掉。他们作案采取组合分工的方式，每天深夜12时后出去，一般为两人一组，当房主和邻居问起时，均回答是到市场上货。“老板”自己另住一处，暗中用手机遥控指挥。一般每天上午来收取盗窃来的钱物，送伙食费和外出盗窃打车费用，团伙中很少有人知道其确切行踪。

作案目标集中，手段简单。这几个团伙在沈阳市作案的足迹遍布市内五区，集中活动于一环路和外环路之间，目标都是一些老式民宅，作案手段一般是白天踩点后，晚间乘出租车直接到达地点。撬开房门入室后，从钱物到食品，无所不盗。

团伙有较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团伙内部，除了头目外，一般是年龄大的管年龄小的，与头目关系近的管关系远的，一级服从一级。另外，在团伙中还规定了严格的内部纪律，如在住宿上规定，不准与其他团伙人员串屋，不准私自外出，不准相互交谈盗窃情况，不准与家中联系，不准与房主和其他居民接触；在盗窃行动上规定，深夜12点以后出去，早上4点至4点30无论得手与否都必须回来，如有一人没有按时回来，则同窝点其他人员马上离开窝点，如一天不回来，就另租房住；在赃款、赃物的处理上，规定所有孩子每天晚上盗窃来的物品必须在早晨全部上缴给团伙头目，凡隐藏不交者严加惩处；在盗窃数量上规定，每人每天必须盗窃钱物在500元以上，凡不能完成“任务”，轻者不给饭吃，重者打骂。为保证孩子们守“规矩”，团伙头目暗中专门安排人进行监视。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交待，有一次偷着出去买东西，被人告诉了“老板”王子北，王对其进行毒打，直到打昏才停手。对于完成“任务”比较好的，“老板”也会施以小恩小惠，或奖以小礼物、或发给少许奖金、或领出去改善生活。每年10月份根据孩子们的表现发放“工资”，一般20xx元到4000元不等；在抗拒公安机关打击上规定，每个人都事先编好5个以上的假名字，年龄都说到16岁以下，都说是山东人。被抓到时不准供出其他同伙及窝点。否则，不但年底分文不给，而且威胁把他老家的房子拆了。

犯罪团伙频频得手的主要原因

一是个头小，隐蔽性强。外表上看，这些孩子都比城市同龄孩子长得矮小，不容易引起注意，这些犯罪嫌疑人，多数都被公安机关抓获过，最多的达5次之多。

二是年龄小，处理难。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无论犯何种罪，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未满16周岁的人，除犯特定的8种严重犯罪外，其他不负刑事责任。这些犯罪嫌疑人在刚被抓获时都说年龄在16周岁以下，而且都没有证明年龄的证件，加之其家乡路途遥远偏僻，很难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三是出租房管理不力。这些盗窃犯罪团伙常年租住民房，而且有的头目还时常与孩子同租住一个出租房内，但是，直至发案前也没能引起居住地公安机关的注意，不能不说我们在外来人口和出租房管理上还存在着薄弱之处。

四是群众的防范意识和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意识不强。这些未成年人盗窃侵害的目标均为地处敞开式小区、楼道内缺少门窗、缺少照明设施、门窗破旧的简陋民宅，很少安装防盗门。个别曾被盗的居民，至今仍未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这些犯罪嫌疑人每每深夜外出作案和清晨归来都是“打的”，众多出租车司机对此表现得十分麻木，无一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

五是公安机关一些基层领导和民警缺乏敏感性。许多民警在处置这些案件时只是就案论案，缺乏向深层次思考的意识。有人认为，既然教唆犯抓不到，孩子又处理不了，只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草草结案，致使幕后的主犯迅速隐藏起来。

打击与控制此类犯罪的对策

着眼于案情变化，加强有关问题的研究。要把“幕后”组织指挥的“老板”做为打击的重点。要加强与检、法的沟通协作，积极研究打击处理少年儿童犯罪的对策，协调有关部门健全完善帮教机制，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以及累犯、首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严惩。要大力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要加强对偷盗专业化和地域性等特点、规律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加强防范工作。

适应动态治安环境，加强社会治安的群防群治。要充分发挥社区、广大居民的作用，加强社区的防范，及时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要对出租房加强管理，必须从严落实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租赁房屋等有关规定，依法使其规范经营。要加强社会宣传，增强广大群众自我防范意识和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意识，扩大信息来源渠道，及时防范和发现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加强复杂场所的巡逻守候工作。一些大都市，地形复杂，人员流动大，大街小巷阡陌纵横、密集交错，极易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作案目标。犯罪嫌疑人犯罪后即使被发现，也很容易在夜色和复杂地形的掩护下迅速逃离现场，给侦破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复杂场所、重要路段的巡逻防控，特别是夜间巡逻守候工作。沈阳市第一个打掉这类盗窃团伙的派出所，就是针对发案实际加大了夜间巡逻守候的力度。他们将原来的每晚一班两名民警带两名民兵改为每晚两班，每班由一名所领导负责，增加一名刑警，增大了巡逻密度，在雨夜中将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

短评

关爱与管理并重

本期刊发的两篇稿件，读之使人心情格外沉重。无论是那些参与盗窃团伙的少年儿童，还是因为缺少家庭温暖而企图毒死父亲的小峰。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

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已有较长时间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防范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体系如何更牢固、更有效。

辍学、流动的青少年成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力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孩子的流出地往往是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义务教育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而他们的流入地，多是经济发达、繁华热闹的大都市。由于农村的贫困，既然在流出地不能好好控制他们的辍学，但当他们流入到城市后，我们能否做更多的工作？城市里有各类健全的机构，如团组织、妇联、关工委等社会团体以及公安、劳动、教育等行政部门。对流入城市的孩子进行关爱与管理并重，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起码的解决。

如我们城市里处处可见的卖花女童；如城乡结合部到处游荡的外地孩子。我们许多人，对他们是熟视无睹的，我们是否想到，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都市的文明和繁华，不仅仅靠都市人创造和享有，漠视流动人口特别是流动青少年的生存状态，这种文明和繁华总会有所欠缺。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9

一、案件来源及调查经过：220xx年5月18日，宣州区执法人员在对位于梅西路西林二村B栋17号的宣城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注册资本金异常变动，随做了现场检查笔录，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发现，该公司存在涉嫌出租营业执照的行为，经请示批准立案调查，办案人员于5月20日，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了询问调查，提取了相关证据，制作了谈话笔录，现调查终结，汇报如下：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宣城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了日期：20xx年3月3日，住所：宣城市区西林二村B栋17号，法定代表人：杨大松，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号：342500000042618(1-1)，经营范围：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门窗制作、安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下限分公司经营；家具生产、销售。注册资本金：六十万元整。

三、违法事实：20xx年3月3日，杨大松与吴成兰共同出资60万元，分别占出资额的75%、25%，注册成了宣城市华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从事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施工；门窗制作、安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以下限分公司经营；家具生产、销售的经营活动。公司成了后，当月的7日，杨大松又将公司承包给程红福经营，并将公司的资金60万全部交由程红福操作，由杨大松本人掌管账目，并约定从经营的利润中提取8%-10%归公司所有，程红福负责公司的运转费用。由于经营不善，二人所协议之事，于7月底ZUI终不欢而散，以上事实，杨大松本人均予以确认。

四、证据例举：证据一：现场检查记录一份（证明检查中发现的情况）；证据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当事人的身份证明）；证据三：谈话笔录一份（证明违法事实及经过）；证据四：承包协议一份（证明违法事实的存在）；证据五：当事人给承包人的资金转账单复印件一份（证明承包经营的存在）

五、案件的性质：当事人自公司成了后，未按公司法的规定正常经营，反而以承包的方式将公司营业执照出租给程红福经营，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64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规定，属于擅自出租营业执照的行为。

六、自由裁量理由及争议：当事人没有对以上事实提出异议，因为不懂，并且该行为已经终止，请求从轻处罚，鉴于上述情况，依据《安徽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三条，建议对当事人从轻处罚。

七、处罚依据和建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77条“伪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营业执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责任”的规定，并建议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处罚如下：

罚款人民币10000元整；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10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刷卡消费已经成为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一种普遍的消费方式。信用卡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使其成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融工具，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类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且呈现出高发性、隐蔽性、智能型等特点，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而且侵害了银行消费信贷资金和持卡人财产安全。威海中院以近三年审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信息为基础数据，分析此类案件的特点，并分析原因提出防控对策。

一、案件基本情况

自2011年至今，全市法院共审理信用卡诈骗案116件，在134名被告人中，男性占90%，女性为10%，年龄阶段大体为20-40岁，犯罪形态方面包括使用虚假身份骗领信用卡的3件，冒用他人信用卡的13件，恶意透支的100件。从犯罪金额上看，116件案件中，犯罪金额最少5000元，最高为390429元。同时，116件案件已结112件，大部分被告人均自愿认罪，多数被告人主动退赔了被害人的经济损失。88%的被告人被判处缓刑；12%被告人被判处实刑。

二、案件特点

1、从罪犯年龄结构来看，年轻化趋势明显，以中青年人群为准。其中20至40这个年龄段的人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反映出，中青年人群生活压力相对较大，往往容易滋生金融犯罪。

2、被告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以初高中为主。且很多被告人无业，职业多不稳定。

3、多数被告人法律意识淡薄。从庭审反馈的信息看，很多被告人都以为恶意透支信用卡等行为只是违法的，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刑法。

4、发案数量持续上升，危害日趋严重。伴随着信用卡业务的发展，在人们更多地享受信用卡带来方便，快捷的业务的同时，利用信用卡进行犯罪的现象与日俱增，情况日趋严重，从统计的发案数量看，呈逐年上升趋势，涉案金额巨大，案件损失较大。

5、恶意透支行为居多。主要表现形式有积少成多型的恶意透支，即指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内，但多次透支，透支额累计达到立案标准的行为；一人多卡的恶意透支，即持卡人持有多张信用卡，每次透支都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及法律的立案标准内，但多张卡累计透支超过信用卡诈骗罪立案标准的行为；骗领信用卡型的恶意透支，即指信用卡持卡人在申领信用卡的过程中，通过伪造身份证、提供虚假工作证明或其他证明文件等方式，向发卡行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资料和信用资料，从发卡行骗领到信用卡，从而骗领透支款的行为。

三、犯罪成因

（一）信用卡自身风险的原因

信用卡自身存在透支功能，这就容易产生犯罪的风险。持卡人只要办好信用卡就能在卡内余额不足的情况下继续透支消费，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消费者，促进了商品流通，但是这也给存有不劳而获思想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温床，透支消费的引诱性是信用卡犯罪居高不下的重要动因之一。

（二）金融机构的原因

首先是审核程序不规范。在办理信用卡入口审查不严。按照《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简称《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申请材料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亲自签名，不得在客户不知情或违背客户意愿的情况下发卡”。银行普遍采用“绩效与发卡量挂钩”的考核机制，导致在发卡行营业网点偏重发卡数量而疏忽信用卡质量，放松了信用卡申领的审核要求，造成许多收入不高甚至没有固定收入的"人员得以拥有透支额度并不小的时尚信用卡，有时还不止一张两张。有些信用卡审批人员对申请人的身份证、收入证明等文件审核草草了事，不负责地把信用卡发放给以他人身份证件申领信用卡的申请人。如环翠区法院受理的一起信用卡诈骗案，被告人吴某先后用父亲和岳父的身份证在徽商银行分别办理两张信用卡，而银行方面经过重重审核之后，在不认识被告人也没有身份证本人签名的情况下，先后批准了吴某的申办请求。

其次银行未尽风险提示业务。《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信用卡收费项目、计结息政策和业务风险等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提示……确认申请人已经知晓和理解上述信息……不得进行误导性和欺骗性的宣传解释”。反观，某些信用卡营销员在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为鼓励客户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倾向于更多介绍信用卡的有利信息，如送免费礼品，介绍信用卡积分，说明透支免息期等，而未能尽到风险提示义务，详细说明透支利息的计算、罚息、滞纳金、超限费、法律风险等等，使得未来的持卡人对利息等情况缺乏合理的预期，欠缺信用卡的风险意识。审理的部分案件材料中，多名被告人都表现出对利率及还款日等信息的“无知”，利率的规定对其也只是概念化的条款，并没有鲜明的意识和切身的体悟。等到银行催缴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偿还，索性逃匿。本来是善意的或者是无意的，最后变成恶意。

再次在信用卡欠款催收阶段，尚无统一规范。根据法律规定，在恶意透支后，需经银行两次以上的催收，但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对催收的方式、效力等没有明确规定。有的银行采取信函的方式催收，而有的银行仅仅采用电话短信的方式催收，不但催收效果一般，还没有相应的回复情况。即便是上门催收，也无持卡人或其他在场人的确认等，为催收证据效力的司法认定增加了难度。

最后不同金融机构之间信用信息系统未联网，致使诚信评判缺失。因银行间信息不连通，犯罪分子在一家银行恶意透支后，往往又到另一家银行申领信用卡透支，连续作案，导致多家银行遭受损失。

（三）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法律意识淡薄。根据相关规定，持卡人透支1万元以上，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恶意透支”，将会承担法律后果。很多犯罪分子在办理信用卡的初期，有可能财物状况良好，信用等级较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自身财物状况恶化，又急需资金，不得不铤而走险透支信用卡，或者利用信用卡进行其他犯罪活动，而很多人本身并没有意识到违法行为已经进入刑法调控的范围；其次被告人贪利、侥幸心理是犯罪的重要诱因。利益的驱动性是财产型犯罪多发的重要诱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物质要求越来越高，有的人在自身财力无法满足心理需求时，在贪利心理和能够侥幸躲过法律惩罚的心理驱动下，不惜以身试法。

（四）社会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公众诚信缺失，奢侈消费观念泛滥，对侵占他人或社会财产的行为态度冷漠。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压力不大，导致人们对恶意透支等行为的危害后果缺乏足够认识。从社会监管来看，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也是此类犯罪逐年增多的一个原因。信用卡犯罪往往技术含量较高，涉及到的金融、网路、电子商务等各方面的知识，许多监管机构的人员，如公安等部门都缺少相关专业背景，短时间内很难形成对此类犯罪的一个整体性把握，有可能有时候打击力度不够，会放纵犯罪。

四、预防措施

(一)持卡人自身要提高防范意识

收到信用卡时要及时修改密码，不要使用123456、6个9，6个6等数字或与生日、卡号等有密切联系的数字作为密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将密码、卡号等信息告诉他人，避免被他人盗用。在使用后要及时收回信用卡，回执凭证等不要随意丢弃。尤其是身份证不能轻易交给他人或者向别人提供身份证复印件，信用卡及身份证要分开保存以保证安全。

(二)建立健全机制，规范金融机构信用卡业务

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规范发卡行为。

一是不得对营销人员采用单一以发卡数量计件提成的考核方式。发卡银行应当从根本上放弃以简单的发卡数字作为工作人员绩效考核的方式，综合考量发卡数量和质量，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标准，并且将之落至实处，一以贯之。杜绝一切为追求发卡数量而简化信用卡办理程序的营销方式，尤其是外包。根本上减轻业务员的负荷，提高他们的工作责任感。业务员在向目标客户营销信用卡时，要更加着重向客户介绍信用卡相关的风险和法律规定，加强未来持卡人使用信用卡的法律意识和透支使用的风险；提醒持卡人的注意义务，在住址、电话变更的同时，应及时通知发卡行等，避免持卡人不当使用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损失。介绍语言应当明确、简洁、易懂，确保申请人对这些重要条款已经充分了解。

二是严把信用卡发放关口，严格资信审查。在信用卡审批流程中，提高征信核查广度和深度。对申请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谨慎审查和核实，必须有本人亲自确认的情况下才能为其开立信用卡；除了书面核实、电话访问等间接方式外，对透支风险较大的申请人应当通过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查询他(她)的资信状况，如亲自到申请人的工作单位核实其收入及资信情况。真正做到亲访亲签，谨防伪冒情况的发生。

三是科学控制信用卡的初始信用额度。信用卡业务风险的大小和透支规模息息相关，而透支规模与信用额度紧密相连。从恶意透支的各环节来看，信用额度是导致恶意透支的要害因素，因为其决定着持卡人能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多少。合理确定持卡人的授信额度，降低高风险客户的授信额度，对资信状况并不优越的申请人将透支额统一设定为1万元以下标准。尽管1万元可能并不是一个精确计算的最优基准，但应该是一个经验上的最优的标准。不仅能够减少银行对风险资产的投入资本，也应当能够有效减少恶意透支的现象，降低银行风险暴露的程度。透支额度也应当根据持卡人的资信状况随时进行调整。当发生频繁透支、大额透支或持卡人资信恶化等情况时，发卡行应当有所警觉并采取相应催缴措施。如持卡人不及时还款或提供其他有力资信证明，发卡行应当适时调整透支额度甚至止付。

四是提供跟踪服务。对持卡人随后的资金流动情况予以监管和跟踪服务，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两次催收之前增设有效的消费提醒服务。这里的提醒是指充分应用银行短信服务平台或信用卡自动拨号平台，对透支超过固定值（包括在授信额度内的透支，如5000元、10000元等）及透支即将到期的持卡人予以风险提醒，内容包括透支金额、还款日期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对持卡人的频繁交易、连续消费、大额消费等异常交易予以监管，采取与持卡人联系确认、调整授信额度、锁定账户、紧急止付等风险管理措施，尽量较少恶意透支风险的增加。

五是完善内控监督，提高制度的执行力。银行应建立多级控制体系、建立和落实岗位责任制、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加强银行业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一线员工的素质。把信用卡业务的审计工作纳入到银行内部审计工作的整体计划中，结合案件和司法建议专向治理，由中国银监会对单位年限内信用卡存活率予以考核，对未能达到标准的发卡行限制发卡资格和授信额度，建立合规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三)建立联动机制，防止信用卡诈骗案件的发生

一是建议公安机关增设督促催告程序。《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公安机关在立案之前，持卡人已经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因此从降低犯罪率、和谐社会关系考虑，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可以根据情况，充分评估该透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否足以需要司法介入，然后再做区分处理。对透支金额在十万元以内，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应事先进行督促催告，向透支持卡人或其亲属送达催告书。催告书的内容包括透支金额、利息及给付方式等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法律后果及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督促透支人还款，为其改过留有挽回的余地。

二是建议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利，也是面对层出不穷的犯罪形态的应对之策。因此，建议检察机关从程序经济考虑，督促犯罪嫌疑人还款；对及时还款的嫌疑人，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便宜行事。这不仅是有利于对其本人的教育，也大大节约司法资源，实现诉讼经济原则，为其办理大案要案节约精力。

(四)加强金融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协作，实现预防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无缝对接

一方面要加大打击信用卡犯罪的力度，增强法律的震慑力，尤其是对盗刷信用卡和恶意透支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另一方面要进行法制宣传，倡导理性消费。适时的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途径，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和具体生动的案例分析，向广大民众宣传信用卡犯罪的性质、类型和后果，使得民众了解到信用卡使用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使其在主观上自觉抵制信用卡犯罪，从源头上有效预防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11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根据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五类，包括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拟不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拟予销案的调查终结报告、拟送其他机关处理的调查终结报告和其他终止调查的调查终结报告。相关程序规定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有不同的内容要求。

办案机构认为违法事实成立，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应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

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写明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职业或工作单位、住所等情况。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写明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等情况。

2.违法事实。

违法事实包括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目的、手段，以及违法情节、违法所得、违法后果等一系列实际情况。记载违法事实，应客观真实、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3.相关证据及其证明内容。

相关证据是指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计算机数据、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既然是相关证据，就一定与案件事实密不可分，无论其是否有利于当事人。

证明内容是办案人员对证据与当事人违法行为关联性的分析论证。对于重大案件及证据较多甚至相互矛盾的复杂案件，在调查终结报告中说明证明内容非常必要，有利于办案机构对证据的全面性、关联性及证明力进行梳理，去伪存真，正确认定违法事实；有利于核审机构进行审查，以及最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4.案件性质。

案件性质是指违法行为所属的具体类型，如无照经营、虚假广告、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这项内容涉及办案机构对所调查违法行为的定性和认识，以及法律适用问题。

5.自由裁量的理由。

说明自由裁量的理由，即办案机构在调查终结报告中说明其对所列违法行为原则上如何处罚，是从轻、从重还是减轻处罚，这样处罚的理由是什么。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办案机构应该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主观过错情况，根据立法的目的、原则和相关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决定是否处罚以及如何处罚。

6.处罚依据。

处罚依据即办案机构拟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文。需要注意的是，在调查终结报告中应具体写明所依据法律的名称和具体条文，不能笼统地写成依据某法或者依据有关规定。在调查终结报告中写明处罚依据，是案件法律适用正确的基础。

7.处罚建议。

处罚建议即办案机构最后对案件当事人提出的具体处罚意见，包括明确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数额。

除制作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外，办案机构还应草拟行政处罚建议书，连同案卷交核审机构核审。

案件调查报告优秀篇12

近年来，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各地检察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广泛使用同步录音录像，这在刑事诉讼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不过，它的使用也引起了相应的问题：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它所产生的证据的法律性质是什么？笔者试就上述等问题略述己见。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同步录音

录像有明确的规定，仅仅在《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的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同时采用录音、录像的记录方式；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了搜查的时候，在必要情况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录像。这些规定是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应该是视为同步录音录像的直接法律依据。

从我国刑事诉讼法来看，第42条第2款规定了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证据；相对应的也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七种侦查行为，上述七种侦查行为除通缉外，都是刑事证据产生的直接形式，可见立法者为了保证刑事证据本身的客观性、合法性，专门就收集证据的侦查行为作出了特别的约束。但由于视听资料作为刑事证据中的一种，是新生事物，刑事诉讼法还没有对其收集程序加以规范。但是没有对其规范并不意味着它不需要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它恰恰因为缺少规范性收集程序，导致侦查机关各行其是，公诉和审判部门各有标准，从而形成事实上的司法不统一。

在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将警察侦查行为划分为五类，把在警察局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录音直接规定为侦查行为。虽然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为侦查行为，但在司法实践上，还是从立法意图来看，同步录用录像都属于一种侦查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

由此可以得出，检察机关采取同步录音录像是一种诉讼行为，是一种侦查行为，是为证实案件事实，以记录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扣押、搜查过程为手段的侦查行为。当然由于法律效力的问题，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亟需对它的取得方式加以总结、规范，并与审判部门达成一致，最终使依据该规范产生的视听资料在程序上具有合法的特性。

二、同步录音录像所取得的证据性质问题

有人认为同步录音录像在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中，只是起到配合证明供述或证言笔录内容的“三性”中的客观性和合法性的作用，并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其所证明并追求的是程序正义，因而它不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但可将其视为言词证据、物证、书证等其他类证据的附属资料，与其共同形成一证据种类。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有必要区分同步录音录像与一般录音录像的不同，视听资料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法律规定，可以明显看出七种证据是并列关系，不是包含关系，视听资料是独立于前六种证据的。现在不少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对证人作证时进行录音录像，用以固定证据，虽然是以视听资料的形式出现的，但所形成的资料应该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证据一类的，与书面笔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同步录音录像是对过程进行记录，不仅仅专门针对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它还包括对当时的环境、检察人员行为等进行全方位的、直观的、不间断的进行记录。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同步录音录像形成的证据归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前六种证据。

其次，诚然同步录音录像主要是追求程序公正，一般所形成的资料和供述或证言等书面证据一起形成完整的证据，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不能单独作为一项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它同样能间接地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或部分事实，具备视听资料的特点，可以单独作为一类证据当庭质证。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对视听资料进行了解释并规定了在侦查过程中可以由检察人员或检察机关指派有关人员制作，与案件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关的录音、录像、照片、胶片、声卡、视盘、电子计算机内存信息资料等就是视听资料。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同步录音录像所形成的资料是视听资料的一种，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

三、完善与发展侦查讯问录音录像的建议与对策

（一）制定录音录像的操作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勘验、检查、扣押书证、物证、鉴定的程序，涉及由多少名什么人进行收集、收集前表明身份、如何作记录、记录完毕由谁在笔录上签名、被收集人对收集的证据有异议的如何处理等细节问题，为收集除视听资料以外的六种证据提供了操作的程序规则，但对于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内容要求未作规定。

从国外来看，从1991年开始，根据英国内政部颁布的《录音实施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在开始录音时，要求说明被讯问人的姓名，讯问人和在场人的姓名与身份等。讯问结束后，当即将一盘录音磁带封存，标签上要注明录音的时间和地点，并由被讯问人签名；

另一盘则供以后在诉讼中使用。如果后来在法庭审理时，当事人对警察提供的录音带所记录的内容提出异议，则由法官主持，将封存的那一盘录音磁带调出，当众拆封播放，同警察提供的录音磁带进行核对。近来，英国警察机关根据《录音实施法修正案》的规定，在进行讯问时，除了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外，有条件的还要同时制作两盘录像带。据了解，从1999年开始，所有的警察机关在进行讯问时，必须同时录音、录像（两盘录音带同时录制，两盘录像带也必须由同一个录像机同时录制，而不允许拷贝）。英国的这种制度和作法，保证了警察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和证词的可靠性。

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虽然规定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文记录的同时，可以根据需要录音录像。但这些概括性的规定并没有使录音录像操作无章可循的现状得到改善，使得各地在实践中各行其是。即使是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检察机关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规定了视听资料的收集程序和审查原则，但过于笼统的规定，仍然没有解决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详细的操作程序规则

（二）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采用了同步录音录像以后，不仅仅针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而且检察人员一举一动皆在视线之内，哪些话是不违反法律的，哪些是违反法律的，都是我们所要考虑的问题，这就不能不谈到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西方国家审判制度的重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括两个方面：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经排除；通过不合法的搜查、讯问和取证等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予以排除。这项规定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和社会根基，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或多或少地包涵了这项规则的精神。

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4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从而在立法层面上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法则。新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在各自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了这一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则。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第一款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所以说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是以非法方法取得的，应彻底否定其证据效力，则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以上规定脱离了实际情况，以“欺骗”为例，什么是欺骗，法律语焉不详，而只是笼统地把所有“欺骗行为”归于非法方法，这显然是违背了侦查活动规律的。在自侦案件中，检察人员往往会采取一定的审讯或询问策略，其中必不可少地会用到“欺骗”或者“哄骗”手段，这是侦查规律的必然要求。美国著名刑侦专家费雷德·英博在论述“允许使用的审讯策略和技术”问题时所言“审讯人员也应该了解法律所允许的审讯策略和技术。这些策略和技术建立在以下事实基础上：即绝大多数罪犯不情愿承认其罪行，从而必须从心理角度促使他们认罪，并且不可避免要通过使用包括哄骗因素在内的审讯方法来实现。”美国著名法官理查德·波斯纳曾经指出：“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耍一定的小诡计的。特别是夸大警察已经获得的、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也没有什么的预先的战术设计，这都是许可的。其主要理由是，这些获得许可的小诡计都不大可能引出假的口供。”然而依照我国现在法律，则将以采取一切欺骗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均一概列入“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非法证据”的规定显属不妥，因为它混淆了正当的审讯策略与通常足以导致被讯问人作出非自愿性陈述的非法审讯方法之间的界限，从而违背了侦讯活动的规律。

从这可以看出，此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侦查人员将会无所适从。国外对此一般是采取立法+判例”制度。如日本学者认为：“一般来说，排除法则（此处是指实物证据的排除）不是明文规定的，而是判例采用的原则。”并据此以判例的形式对司法实践中相关“疑点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加以引导和统一规范。中国不适用判例法，但应该借鉴国外优良的规定，建立起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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