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吴晗在创作京剧《海瑞罢官》时，就历史剧创作提出“戏剧真实性”原则，即不能违背常识，人物、事迹、时代精神不能错乱，尊重中国传统典籍。出于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在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过程中，他反对在戏剧中虚无历史。但他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却难以贯彻这些思想主张。

吴晗 历史虚无主义 海瑞罢官 戏剧真实性

Wu Han"s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Anti-historical Nihilism

Luo Zhiguo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When Wu Han writes the Peking opera The Dismissal of Hairui From Office， he puts forward a principle of drama authenticity in historical play， which means that drama should not be contrary to common sense， there should be no confusion in person， achievement and zeitgeis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s and records should be respected. Out of his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a historian， he is opposed to historical nihilism in drama when historical knowledge is popularized to people. But in practice to write his own opera， he can"t conform to his ideological views.

Keyword Wu Han； historical nihilism； the Dismissal of Hairui From Office； drama authenticity

吳晗的一生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是作为明史研究专家，后半段是作为北京市主管文化教育卫生的副市长。他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前半段，后半段则创作了《投枪集》《灯下集》《春天集》《学习集》《三家村札记》等数本杂文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兴趣从历史转向文学。1961年他应邀创作京剧《海瑞罢官》，却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生命最后二十年无心文学艺术，却最终因文学艺术而死。

吴晗并非文学家，亦非戏剧家，但却勇于“破门而出”跨入完全陌生的京剧领域，去创作《海瑞罢官》。他跟海瑞剧直接联系不过是明史专家，从历史专业角度出发，他连续写了几篇有关海瑞的文章。应马连良之邀写作剧本，一年之内七易其稿，完成清官剧《海瑞罢官》。围绕海瑞剧创作，吴晗作过理论方面的反思，并就历史剧创作问题与廖沫沙等人产生过一些辩论，其中核心的问题是反对历史剧中的虚无主义倾向。

一、反对虚无历史的标准

吴晗把中国古典戏剧分为三大类：历史剧、故事剧和神话剧，他重点讨论的历史剧主要包括《杨家将》《三国》《包公》等，其主人公在正史中确有其名，不少事迹亦载入史册。神话剧是超越现实的“怪力乱神”剧，如《封神榜》和《西游记》等，这个剧种比较容易区分。难以区分的是历史剧和故事剧，由于吴晗遵循严格的史学标准，大部分历史剧在他看来，多半应该划到故事剧的范畴当中，否则便是“虚无历史”。他反对虚无历史的标准有哪些呢？

首先，历史剧不犯常识性的错误。《杨家将》系列剧中，佘太君一百岁还能挂帅出征，孙媳妇穆桂英已五十多岁，佘太君麾下一大堆儿媳妇和八姐九妹大概七老八十，从人的生理常识上看，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类似例证[1]114。再如杨家将在北方边陲抵抗大辽，破洪州是其中一幕重头戏，洪州即现在的南昌，从地理位置上看是南辕北辙。

其次，人物、事迹、时代精神不能错乱。戏剧反映的是典型人物的典型事迹，历史剧的前提是史上确有其人。历史与小说泾渭分明，不能像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历史除了人名全假，小说除了人名全真”。《杨家将》系列剧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在《宋史》《续通鉴长编》等史书中有案可稽，但佘太君、穆桂英、十二寡妇、烧火丫环杨排风等纯属虚构。在吴晗看来，历史剧中的主要人物和大人物不可虚构，但次要人物和小人物可以虚构。杨业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佘太君等则为虚构，于是观众把《杨家将》想当然归类到历史剧中，吴晗则将杨业之外的剧目划到故事剧中。

事迹不能错乱，并不意味着戏剧所述事迹是否与历史记载吻合，而是看事迹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发生。吴晗提出“艺术真实性”原则，强调事迹在那个时代完全有发生的可能性，非如此不能称历史剧。剧作家遵照这个原则，有充分的虚构的自由，创造故事，加以渲染、夸张、突出、集中，使之达到艺术上完整的要求[1]112。

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不能错乱。时代错乱是文艺界之通病，由于历史的功能体现为古为今用，人们难免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古人。“文革”前中国史学界研究的主题是“五朵金花”，排在首位的是农民战争问题。为了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重新估价，中国历史变成了农民起义的历史，从而验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但在吴晗看来，“对待旧时代地主阶级史学家对于农民起义的歪曲、污蔑，必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还其本来面目，肯定其正义的正确的一面。但是，也决不可以任意美化，把古代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了，把现代的思想意识强加于古人，这样做完全没有好处，尽管主观意图是好的，但效果却是有害的，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也是非马列主义的”[1]118。吴晗对时代性提出无比严苛的标准，连语言都不允许错乱。“所用语言要尽可能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不仅不能用今天的语言，也不可以以不同历史时期的语言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吴晗认为历史真实性和戏剧真实性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历史剧目的是普及历史知识，能够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甚至是阶级斗争、社会发展的教育[1]122。过去老百姓识字率低，接触媒体相当有限，很容易把戏剧当成历史。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历史剧比历史教科书的作用更大。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期间，曾经为普及历史做过很多工作，其中包括编印《中国历史小丛书》，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编写历史剧等等。吴晗说：“如果从一部中国通史中选择每个时代的一两个重大事件，写成一两部戏，那么观众看了，知识就增加了，等于学了一部中国通史。”[1]356为证明历史与文学关系密切，他考证出《今古奇观》有篇《徐老仆义愤成家》故事情节直接收入《明史》卷二百九十七《阿寄传》中[2]283。

他更强调历史真实性第一，戏剧真实性第二。在编写历史剧时，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精神，强调历史性第一，戏剧性第二，不能犯政治的错误，不能颠倒历史的价值判断，坚决反对颠倒历史价值的“恶搞历史”。“包公、海瑞，人民群众都知道他们是好人，如果把他们写成坏蛋，观众就不会答应，因为违反了历史真实。而次要人物，次要事件，则是可以改动的。”[1]353但历史与戏剧分工不同，史学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全面客观，戏剧家则可选取历史人物的某一段活动或某一件史实，不一定非要指出几项成就或幾大缺点。通过《海瑞罢官》，吴晗塑造出“海青天”的传统中国清官形象。在历史真实性与戏剧真实性产生矛盾的《杨门女将》剧中，吴晗认为这些戏剧千百年来广为传颂、深入人心，在戏剧情节上栩栩如生，但缺乏历史真实性。大宋朝连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将军都没有，只能让老太婆领着一群寡妇驰骋沙场，实在是虚无了大宋王朝的历史[1]115。所以吴晗将杨家将等传统京戏划为故事剧，而不是历史剧。

吴晗肯定历史与历史剧都有其内在的价值。有人提出：历史既然写的是过去的事情，和今天的现实有什么相干呢？吴晗反对“历史无用论”，认为通过学习历史，人们能够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指明社会发展的必然前途，人类由此掌握自身的命运。有人提出：过去的历史记载都是封建史家所写，由于阶级立场，他们对农民、人民的活动会歪曲、隐蔽、污蔑，因此历史不可信。吴晗最为反对的是对国家民族历史的这种虚无主义倾向。正史除前四史外，每被人讥为“断烂朝报”，枯燥乏味，缺乏具体形象。司马光说：“实录正史，未必皆有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吴晗承认戏剧是对历史有力的补充，大体上类似于野史所起的作用。它不能用来考证，但它可以增强史学工作者的意念、思考和想像。

二、《海瑞罢官》的历史真实性与戏剧真实性

吴晗反对在戏剧创作中虚无历史，提出历史真实性和戏剧真实性兼备的标准。他身体力行去创作《海瑞罢官》，为普及历史知识尽一己之力。他前面所提标准，在《海瑞罢官》里是否能够贯彻落实呢？

《海瑞罢官》的剧情[3]25是：海瑞在苏州担任应天巡抚，退休宰相徐阶、徐瑛父子在苏州霸占民田，徐瑛气死农民赵玉山独子，抢走赵玉山孙女小兰。翁媳到华亭县告状，知县王明友受贿后，当堂杖杀赵玉山，斥逐洪阿兰结案。海瑞不顾徐阶的救命之恩，秉公执法平反冤案，命令乡官退还抢占的民田，当堂将贪官污吏革职囚禁。海瑞最终因触犯权贵而遭弹劾罢免。

吴晗是受过严格历史训练的明史专家，在编写海瑞剧前曾做系统的历史梳理。海瑞一生做官四次：任淳安知县时有旧戏《五彩舆》《大红袍》，北京做官时期有周信芳的新戏《海瑞上疏》，南京做官三年却无大事，只有应天巡抚时期有戏可作。应天任职共八九个月，主要有清丈、推行一条鞭法、修吴淞江、除霸、退田五件大事。五件事中前三件不易写，就选择除霸和退田作为主题情节。前四稿都以退田为主题，有人提议退田是改良主义，不能反映阶级斗争。后三稿便改除霸为主题，九场戏中有六场写除霸，即除掉抢田霸女的徐瑛。

就人物和事迹的历史真实性而言，吴晗认为主要人物和大人物必须真实存在，是构成历史剧的必然要素，徐氏父子在《明史》中俱有记载。次要人物和小人物赵玉山祖孙三代，全为向壁虚构的人物。海瑞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之一，他审案的被告真实存在，但原告却是艺术的虚构与创造。海瑞断案原则“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在剧中得以充分体现。但是史书并未记载徐瑛占人田地，亦未因欺男霸女被判斩刑。人物和事迹不对应，但事迹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又是可能的，所以符合吴晗“艺术真实性”的主张。这部戏的高潮部分既是罢官，又是处斩，海瑞在移交巡抚大印前一刻，坚持将徐瑛处斩，是经不住历史考验的。海瑞任应天巡抚的时间为隆庆三年（1569）六月二十四日至次年正月，明朝刑事案件绝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速判速决的。苦主洪阿兰控告徐瑛抢田霸女，附带控告知县王明友贪赃枉法。海瑞接手此案属于重审程序，在当年的秋季未必能结案，赶不上死刑复核的必经程序——朝审。朝审需经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最后报请皇帝裁决。如果真能赶上朝审程序结束，判处被告徐瑛死刑，那么根本不用拖到海瑞临走的来年一月。执行死刑在霜降后冬至前执行，即10月23日至12月21日这两个月期间，绝不可能在来年一月执行。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由此发生矛盾，在艺术上没有问题，但在历史真实性上，根本站不住脚。

就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来说，明朝和新中国前后相距四百年，时代迥然不同。吴晗写作的时代背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后的两三年，吴晗认为“历史研究、历史剧要为当前的政治服务”[4]395，海瑞与乡官集团的争斗，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矛盾，而非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吴晗重现了明朝的时代背景，可与新中国的时代背景不能合拍。他虽然努力学习阶级分析的方法，但在其历史剧中终究还是未能体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甚至在剧本出版的当年就有人上纲上线，诬称吴晗描写退田是要求单干，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三面红旗[5]20。吴晗想用历史剧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适得其反，在文革的黑云压城的前夜，影射史学大行其道时，编写历史剧要求“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5]11，有人攻讦他用海瑞罢官剧来替彭德怀鸣冤叫屈，吴晗真是有口难辩了！

吴晗所主张的语言不能错乱更是无法落实。明朝人说话，今人或许根本听不懂。海瑞大概操一口海南口音的官话，在苏州城估计也没几个能听懂。海瑞断案讲话，大概需要刑名师爷来帮他翻译。在《海瑞罢官》里，贪官王明友唱词“这些天来财运好，油水知多少？”京剧实行脸谱化表演，贪官扮演涂着白脸的丑角。戏剧里贪官明目张胆地贪赃枉法还算合理，但真正的贪官怎会这样讲话？有几个贪官心甘情愿甚至肆无忌惮去枉法裁判呢？

《海瑞罢官》戏剧场景设计不合常理。第六幕断案中，海瑞明察秋毫，一举推翻被告的证人证言。原来徐瑛令家仆徐富假冒张生员，证明案发当天他在张生员家读书，并无作案时间。海瑞询问生员所读何书，所写何文，目不识丁的徐富顷刻露出马脚。于是案件发生惊天大逆转，成此案最关键的转折点。这一剧情的设计，实在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徐富作为徐瑛的跟班，不少攀龙附凤者包括知府、知县多半都认识他，而且原告洪阿兰更会当堂指认这位抢夺女儿的元凶，徐瑛怎会选择这样一位常客来作伪证呢？最不合情理的是，既然身份是生员，让一位家奴来扮演，实在太容易被戳穿。吴晗的戏剧设计既不符合历史真实性，也不符合戏剧真实性。吴晗的剧本有历史但是没有戏份，为了坚持历史真实性，不得已会牺牲戏剧真实性；同时为了兼顾戏剧真实性，又不得已牺牲历史真实性。两者原有的辩证统一关系往往会矛盾重重。

三、结论

出于职业史学家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吴晗确认历史和历史剧的内在价值，为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位者的权限范围，为普及歷史知识做了很多工作。他始终反对历史无用论，坚决反对虚无传统典籍。这些思想与实践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他反对在历史剧中虚无历史的主张在当时就遭遇挑战。他提出历史真实性和戏剧真实性标准，以此作为是否虚无历史的标准。其实历史以求真为第一要务，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历史真实性”一词是同义反复，不具实际意义。而戏剧包括历史剧是文学艺术创作，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历史论文，未必非得用“特定时期可不可能发生”的真实性来衡量戏剧的价值。

吴晗对历史剧“历史第一、戏剧第二”的理解在当时就与人发生激烈争论，剧作家在创作戏剧时并未自觉意识到自身的普及历史知识的功能，他们在创作戏剧时并未想到要普及历史知识，就如同史学家很少“破门而出”去普及京剧一样。吴晗躬自操瓠创作《海瑞罢官》，前六稿被人批为有史无戏，第七稿定稿不乏违背历史之处。尽管此剧后来在政治上引起惊天波澜，但以艺术标准来衡量，此剧在中国京剧史上的艺术成就并不高。

吴晗反对在戏剧中虚无历史的标准，在实际贯彻执行时最终证明作茧自缚。以史学家的后见之明看来，如果严格遵循他提出来的标准，历史剧难免有史无戏，也就不会产生后来的戏说剧、大话剧、穿越剧等由历史题材衍生出来的新剧种了。在党中央“百花齐放”的文艺政策指导下，历史剧放宽标准，进一步细化为历史纪实剧和历史故事剧，甚至笼统用“古装剧”概而括之，人们便不再纠结于“戏剧真实性”的问题了。

参考书目

[1]吴晗.吴晗全集（第8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吴晗.吴晗全集（第4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吴晗.吴晗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吴晗.吴晗全集（第9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江苏省文艺界联合会.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有关问题的讨论资料汇编之一[C].南京：江苏文联，1965.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项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名师工作室（szzgjh1-1-2016-25）。

★作者简介：罗智国，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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