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农业经济思想浅探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直接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关系到整个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周恩来生前十分关注我国的农业建设，曾提出了许多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是他留给我们的重要历史遗产之一。

一、农业是一切国民经济的基础

马克思指出：“超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1]p855农业是人类社会一项古老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它“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部门”[2]p169。在人类进入近代，利用、改造、征服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之后，农业的发展仍“是资本发展的基础”[3]p23。

“民以食為天。”中国这句古老的俗语朴素地道出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总理，周恩来十分了解农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其任政府总理的27年中，他不仅明确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而且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结合当时的情况，多次重申和深化这一认识。1949年12月，面对当时全国百废待举的局面，周恩来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没有办法。”[4]p5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农业，有利于我国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一五”期间，我国工农业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比较协调，经济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周恩来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总结“一五”计划的执行情况时说：“同工业相比，我们对农业的重视和安排不够。”[4]p2351957年12月，他总结“一五”计划的经验，深刻地指出，农业和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一车两轮，必须有很好的配合。“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方向是要基本上建成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工业的发展上，必须工农业并举，农业必须有更好的配合，否则工业也上不去。”[5]p108遗憾的是，周恩来这一合乎“二五”计划需要的经济建设思想被否定了，中国上上下下开始了一场以热情取代理性、个人意愿取代客观规律的，以蛮干、浮夸为特征的空前绝后的“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周恩来受到了错误的批评，被指责为右倾和保守，但他对农业的基础地位仍不敢忘怀，仍多次指出“农业是发展经济的基础”[5]p160，提醒全党要重视农业、重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平衡发展。1958年12月，面对当时凯歌高进、万众欢腾的局面，周恩来指出：“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筑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5]p198。“大跃进”的恶果明显显现之后，1959年6月，周恩来说：“少搞点工业还不要紧，农业搞坏了就不安定，对农业必须重视。”[5]p2337月，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他更明确提出：“今后三年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5]p241这后来也成了他指导国民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思想。熬过了“大跃进”的风雨之后，1960年8月，周恩来和李富春等人率先提出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1年2月，他极富感情地说：“农业是一切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5]p3911962年3月，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周恩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意味深长地说：“必须写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5]p462。对农业的殷殷关注之情溢于言表。1964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正式把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向全国人民提出。“文化大革命”中，他硬是以个人生命的缩短为代价，苦撑危局。他反复强调经济基础不能乱，“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6]p561975年1月，他抱病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重申了在三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现包含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是他临终前给我们党和国家留下的不是遗嘱的政治遗嘱。

“农业是一切国民经济的基础”。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周恩来侧重阐述了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的发展关系着我国几亿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七件事除了盐之外，哪样都和农业沾着边。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直接关系着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关系着与人民衣食住行相关的大部分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周恩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6]p446，“没有粮食，人心就不稳”[5]p233。只有“首先注意农业，解决吃、穿、用的问题”[5]p654，人民的生活才能安定，生产才会发展，社会才会进步。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第二，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没有工业的发展就无法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也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但工业的发展不能是空中楼阁，“农业发展了，工业才有基础”[7]p295。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农业的发展对于工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许多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是由农业供给的，工业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粮食、油料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农业，工业所需要进口的机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农产品去交换。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是农村。”[4]p137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即“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4]p89，“农业过不了关，要迅速发展工业总是有困难的”[5]P388。

第三，农业的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现代化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生产力达到一定水平的综合概念，与工业化相比较，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它着眼于整体与全方位。新中国初期和“一五”期间，周恩来在表述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时一般用工业化这一概念。他虽多次强调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但此时农业发展的全部意义还局限于它是加速实现工业化，“把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4]p23的一种工具、一种动力。随着苏联、东欧诸国忽视农业后果的显现，中国“大跃进”破坏农业灾难性恶果的暴露，周恩来越来越感觉到，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农业的发展应该具有独立的意义，即农业发展的意义不应只是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基础，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一样，本身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周恩来指出，包含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方面在内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必须“同时并进，相互促进”，绝对“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4]p412。1959年12月，他首次把包含农业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提出。之后，内涵日渐丰富，目标愈加清晰。1964年12月，他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向全国人民宣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4]p439。这是他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认识的深化和升华，也标志着他的农业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标这一思想的成熟。

农业是一切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它并不是孤立的。它与工业及其他各经济部门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指出：“在我们国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5]p298；“我们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4]p10。以农业为基础必须与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相配合。要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对农业的投资越多、越大就越好。要照顾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衡，特别是工业与农业发展的平衡。“工业的发展是很重要的”[5]p447，“独立了的国家如果不搞工業，长期依赖农业，就不能摆脱在经济上对外国的依赖”[5]p383。只有发展工业、发展重工业，才能建立比较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也只有发展了轻、重工业，“才能使农业现代化、机械化”[4]p9，才能“摆脱农业上的落后”[5]p112。不顾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一味地加重对农业的投资，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得不到相应的发展，不但农业的发展不能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农业本身也不可能有真正迅速的发展。“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4]p10这就是农业与工业发展的辩证关系。农为基础，工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5]p84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只有遵循这一方针，协调工农业的发展，“妥善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5]p595，合理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规模与速度，才能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持续、稳步地向前推进。

贯彻农为基础、工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必须以农业为中心来计划、组织生产，决不能削弱农业的地位。周恩来指出：“发展农业光靠农业还不行。”[5]p449要真正保证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要为农业服务”[5]p241，“工业生产要照顾到农村的需要”[4]p9。国家在安排工业生产，尤其是重工业生产时，“要首先注意农业……先搞有助于农业发展的生产资料”[5]p654，要“保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4]p378。“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肥、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和建筑材料。”[4]p440

不仅工业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和农业的现代化，商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也应该与农业的发展“很好地结合起来”。此外，还应“培养广大的农业科学技术队伍”[5]p449，还应“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尤其是“对文盲进行识字教育”[7]p484。总之，只有动员全社会各行各业都来支援农业的发展、关心农村的进步，农业这一基础才能更好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抓紧粮食，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全面发展

搞建设需要认清国情，搞经济建设尤其如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对于充分利用各地区的自然经济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推动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地发展，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农业生产结构是指农业各生产部门以及这些生产部门内部各生产项目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的构成。农业生产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结合、相互交织的过程。自然条件和社会生产力状况在农业生产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影响和制约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

第一，土地多，耕地少。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144亿亩，但耕地面积只有15亿亩，约占土地总面积的10%，其余为林地、草原、沙漠、荒山和坡地等。土地多、耕地少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发展不能仅着眼于耕地，不能只考虑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应该把眼光放大，充分利用好草原、林地和水面等各种土地资源，变劣势为优势，使林、牧、副、渔各业也得到全面、合理的发展。

第二，地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我国东西长达5200公里，跨经度约62度；南北相距5500公里，跨纬度49度，包括寒温带、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五个气候带。辽阔的疆域，广袤的国土，加上多样的地形、土壤，使得我国的自然经济条件不仅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各地区之间——千差万别、各不相同，而且在较小的范围——同一地区内——也复杂多样、很不一致。农业生产是生物体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复杂多样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必须照顾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合理利用各地的自然条件，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建立专业化农业区域。

第三，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还没有完全脱离以经验为主的传统农业阶段，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均比较低下。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和机械化程度，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虽有很大提高，但与现代化农业的要求相比还有极大的差距。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低下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完全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在中国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逐步的过程。中国的农业生产，尤其是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在长时间内只能是大合理与小不合理的并存。

在中国的农业发展上，周恩来主张抓紧粮食、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全面发展。

粮食是我国农业生产中需要长期致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是铁，饭是钢”。粮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周恩来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6]p4，粮食问题直接关系着约占世界四分之一总人口的吃饭、生存问题。“衣食住行首先是食”[4]p230，“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6]p446。“如果粮食要进口，就很不利”[6]p192。发展农业生产，抓紧粮食和种植业最关键，“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首先必须增产粮食”[4]p377，“争取农业增产首先是争取粮食、棉花、油料的增产”[4]p376。

在农、林、牧、副、渔中，种植业居五业之首；在粮食、棉花、油料等各类作物中，粮居各类之先。但这并不是说抓紧粮食可以忽视其他方面。土地多、耕地少，自然条件千差万别，是我国农业资源的两大特点。在农业中以种植业为主，积极开展多种经营，适当提高林、牧、副、渔在农业中的地位，改变农业内部不恰当的比例状况；在种植业生产上，因地制宜，合理调整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布局，大力发展经济作物，逐步形成以某种农作物为主、适当照顾其他的专业化区域。这对于合理利用我国的自然资源、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具有积极的意义。周恩来指出，农业生产“要讲多种经营”[6]p591，“要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6]p446-447，“光有粮食，没有多种经营，农民就没有多少收入”[6]p591。

林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森林不仅能提供木材和林产品，还有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净化空气、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作用。一个国家森林覆盖面积达30%以上，而且分布比较均衡，就能有效地调节气候，保障农业生产的高产、稳产。我国是一个少林的国家。周恩来十分重视林业生产。他说：“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4]p446，关系到子孙后代，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林业部工作的重点一定要放在造林上，要“在全国有效地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护林造林运动”[4]p138。

畜牧业不仅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在农业机械化基本实现以前，耕畜“是农业生产的一项主要动力”[7]p528。“中国内河、外海水产丰富得很”[6]p375，水产业能在不占用或很少占用土地的情况下，利用我国的内陆和海域水面生产营养丰富的食品和某些工业原料。家庭副业和手工业可利用农村丰富的劳动力和农闲时间，“增加群众收入”[4]p77。这三项在不妨碍种植业生产的同时，也应有恰当、合理的发展。

种植业也要注意全面发展，不能光顾粮食，光顾吃饭，还要“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5]p518、用油问题等，还要照顾到多项工业发展的原料问题。各地区都应本着“因地制宜”[6]p21的原则，“有计划地提倡栽种经济作物，如棉、麻、烟等”；“适宜种茶的山坡应该开垦出来种茶树”[4]p77，这样“既是很好的绿化，又可多产茶叶”[5]p37。

“发展农业是全面发展。不仅要发展粮食，而且经济作物（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也要平衡地发展。林业、畜牧业、水产、副业也要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国民经济全面发展才有基础。”[5]p503这就是周恩来合理安排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方针。这一方针概括起来就是：抓紧粮食，多种经营、因地制宜、全面发展，也就是农业的专业化与多样化、重点发展与综合发展的密切结合。不顾社会分工要求，不讲因地制宜的原则，片面强调发展某一种农业产品的“单打一”；或者不计成本、不讲效率、不顾农业商品化社会化要求，只从本地区、本单位自给自足需要出发搞“小而全”。这些经营方式都是错误的，是与建立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的要求相背离的。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的农业现代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稳定发展是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但要真正实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或者说农业要良好地发挥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靠传统农业是不行的，必须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真正落在基础地位上，才能保证农业持续稳定地发展，才能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稳步增长。

农业的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用现代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来装备、改造传统农业，从而建立起适合工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化的农业体系。1949年12月，周恩来在对参加全国农业会议、钢铁会议、航务会议人员讲话时，便提到了农业的现代化、机械化一词。1954年9月，他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显然，农业的现代化在他初步构想、酝酿四个现代化的蓝图之时，已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1959年12月之后，农业的现代化更和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一样，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独立的战略目标。周恩来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是广泛的，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主要包括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良种化等几个方面[8]p114-115。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周恩来主张先抓水利化、化肥化，缓步发展农业机械化。

“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这是农民们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民谚。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河道失修，森林被破坏，水旱灾害频仍，给农业发展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危害。防止水旱灾害，除植树造林外，整治河道、兴修水利是一项重要措施。合理使用化肥是弥补农业有机肥不足、改良土壤，推动农业稳产、高产的重要措施。1950年8月，周恩来在百废待举的情况下把兴修水利和制造化学肥料列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基本工作。他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化学肥料工业”；“必须用大力来治水”，“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4]p24-25。1956至1957年，周恩来多次提出了先抓水利化和化肥化、缓步发展机械化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应与苏联不同，明确指出：“农业的改造要分两步走，即：第一步，合作化加上一些增产措施；第二步，才是机械化和垦荒”，[7]p609强调“增产措施的中心环节是肥料和水利”[5]p69。

先抓水利化、化肥化，缓步搞农业机械化，反映了周恩来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想。

中国是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人口多，耕地少，地形复杂，生产力水平低，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离开这一国情去盲目仿效别人，或不顾实际，仅从理想出发，贪大求全，都是不对的，在实践中也必然会碰壁。周恩来指出，搞建设一定要考虑“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这四个方面，“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强于求成”[7]p118。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初年，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的努力，中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此时中国仍然不具备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前提：中国的钢铁还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石油工业还很落后，还没有甩掉“贫油”的帽子，“如果用机器，就要用汽油，成本太高”[5]p77；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物质基础还没有大为丰富，“如果用拖拉机，劳动力就多余了，没有办法解决”[5]p33。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步骤一定要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解决劳动力的出路相联系。技术条件也是影响中国农业机械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化不化，在于挂。”在农业机械化中，光有动力机械还不行，必须有品种齐全、适合各种农业生产需要的配套农具。当时世界上高水平的农业机械化国家配套拖带的农具多达上千种，也没能满足全部耕作的需要。而此时的中国，一方面，在生产能力上“还不能生产拖拉机”[7]p609；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大，地形不一，在丘陵和水田使用拖拉机还有问题”[7]p609，“我们的水稻田较多，要用小型机械耕种，技术问题还未解决”[5]p77。没有合适的农业机械和技术条件，拖拉機就成了“闲机”，其结果不会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是造成国家资金、财富的浪费。

农业现代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是战略方针”[5]p753。它关系着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改造和建设。缓步发展农业机械化并不是说可以放慢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化肥工业需要的投资不大、技术不高，应优先发展、大力发展。在修河治水方面，中国有“几千年的群众治水经验”[6]p240，充分利用农闲和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分清缓急，由易到难，以服务农业生产为主，综合开发，除害兴利，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只有抓紧这两个切实可行的方面，先行一步，才是真正的积极稳妥，否则就是消极、懈怠，就会延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影响农业基础作用的良好发挥。

缓搞机械化与轻视、忽视农业机械化是对立的。周恩来指出：“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大问题”[6]p48，“农业的发展方向就是机械化”[5]p513。由于多种条件的制约，中国暂时需要缓步发展农业机械化，但这决不意味着思想上可以忽视农业机械化问题。恰恰相反，在未发展农业机械化之先，我们“要研究机械化的问题”，“必须很好地研究”[5]p513。只有先行一步，先对未来中国农业机械化中可能遇到的资金、人才、技术、速度、步骤、战略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作通盘地考虑、筹划，才不致临阵磨刀、误时误事。

缓步绝不是拖沓、拖延。一时的缓行也决不能成为时机成熟时拖延、拖沓的借口。为了把我国的农业生产放在一个稳定发展的技术基础上，1966年，周恩来指出，“农业机械化要积极”[6]p26，“要抓紧、抓狠，一直抓下去”[6]p48。1969年，他又说：“抓农业机械化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误了”[6]p314。抓住时机又与急躁冒进有区别。在强调抓住时机促进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同时，周恩来又告诫说：农业机械化“要一步一步地实现，必须根据实际可能”[6]p226，“搞农业机械化应该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主义，应因地制宜，而不是千篇一律”。总之，实现农业机械化应该同做其他工作一样，“要及时而不是拖沓，慎重而不是轻率”[6]p48。

“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是一定要实现，看不见这个前途是盲目；另一方面，不承认我们的落后和不平衡现象，就是急躁。……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7]p310周恩来的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的农业机械化。积极稳妥不仅是周恩来谋求实现中国农业机械化的策略方针，也是他全面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及其各个方面的策略方针。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是周恩来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20世纪末叶，中国从农业生产关系的變革入手引发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并由此拉开了中国社会全面改革的序幕。但下一步又如何走，目前更迫切地摆在中国人的面前。重温周恩来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的农业发展思想，在此基础上加以总结、继承，也许会有意外的惊喜、意外的发现。当然，先贤们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路在何方，但他们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求索并不是无所裨益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周恩来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8]曹应旺.中国的总管家周恩来[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杨宏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 梁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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